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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幼兒園現形記6》24%違規園所是準公幼 教部:標準等同私幼

政府為解決少子化問題、促進生育率,於2018年推出準公共化政策,與私立幼兒園簽約,透過補助業者、訂定自費上限來減輕家長育兒負擔,強打平價教保服務。兩年來,教育部耗資101億,核准1200多間私幼加入準公幼行列。 為確保準公幼基礎品質,教育部也有在《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中規範,幼兒園須符合以下條件才能申請準公幼、接受政府補助,包含收費上限、職員薪資、評鑑結果與公安檢查等。 但實際上通過準公共申請的幼兒園品質卻參差不齊。將全國的準公幼名單與全國教保資訊網的裁罰記錄兩相比對,全台有違規紀錄的幼兒園共905間,當中有211間先後被核准成為準公幼,佔了近四分之一(24%)。 桃園幼兒園8筆違規仍轉準公幼 教育局:因態度良好 其中違規紀錄最多的準公幼是桃園市私立信華幼兒園,該園在2019年通過評核,轉型成為準公幼。不過,信華幼兒園從2018至今的兩年間已遭裁罰8筆違規,違規項目包含5筆超收學生、2筆師生比不符、1筆聘用未具教保資格教師等,並在2020年4月,因為數度超收學生而被桃園市政府裁定停招一年。 對此,桃園市教育局表示,當初審核信華幼兒園的準公幼申請時,考量到該園犯後態度良好、有表示願意改善,因此核可成為準公幼。不過在今年4月裁定停招後,已請國教署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刪除該園的招生簡章。 類似的案例也不只發生在桃園,位於台北的準公幼「六三幼兒園」也因為變相超收學費、違反幼兒園空間使用規定遭到開罰。 「準公幼有一定的月費上限,六三的不能超過9000元。」長期關心幼兒園違規狀況的臉書粉絲頁「靠北惡質幼兒園」版主房詩達指出,「但六三幼兒園在信義區,這樣的月費在信義區是活不下去的,於是它就變相跟家長收才藝費,一學期大約一萬八千元,還有各式各樣的費用。」 房詩達認為,準公共政策因標準寬鬆、配套不足,間接助長違規現象,造成準公幼業者一手拿政府補助、一手向家長加收費用,「政府現在為了要衝準公幼數量,很多違規他(在審核準公共資格時)其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其實教育部一直力推這個政策,就算它(幼兒園)有違法事項也沒關係。」不願具名的某縣市教育處幼教科科長指出,準公幼申請審核現在是各縣市政府各自為政、較為彈性,「但我們還是有再把關,像今年有幾間超收、違反多項法令規定,每次複查還是沒通過,我們就拒絕他們的申請。」 另一直轄市教育局幼教科科長則表示,當地所有通過準公共化標準的幼兒園評鑑全過,若有裁罰記錄就會再去做一次稽查,以確保在地準公幼沒有任何園務管理疏失。 在中央標準相較寬鬆、全力推進準公共化政策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準公幼的評核標準不盡相同、審視違規紀錄的標準也有所差異,導致各地準公幼品質的參差不齊。 準公幼打亂私幼市場 全教總:劣幣驅逐良幣 但這份對家長的美意,卻為私幼市場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政策實施初期,優質的幼兒園在收費方面不願受制於政府設下的天花板,不願意加入;而品質次佳、營運較困難的幼兒園為了獲得補助就會加入,並以較低廉的價格贏得更大的市場。 優質幼兒園因為價格失去競爭力後,就可能被迫加入準公共的行列,然而在經費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優質幼兒園就必須跟著調降成本與資源品質。楊逸飛分析:「當你生存不下去時,你只能往政府這靠;那政府給你錢又控管這麼多,真正要拉開你的品質時就會有困難。」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總會長洪懿聲也指出,準公幼是仿效日本,但日本是納入全國所有私立幼兒園、保育員,並同時提供課後延托照顧津貼,但準公共化政策做半套,打亂了私幼市場,也造成準公共品質良莠不齊。 「目前很明白的狀況是,準公共化政策已經造成私幼生態失衡,」楊逸飛說,當時政策推出時就已經預見「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他認為,「無論如何,教育不能這樣搞。」 為此,全教總呼籲教育部應儘速修正《準公共實施要點》,自中央政府開始訂定更明確的審核標準,包含:至少三年沒有違規裁罰記錄;稽查內容、標準與頻率比照非營利幼兒園;提高準公共退場標準;並逐年降低準公幼數量,增加更多真公幼等。 教部:不考慮另設稽查標準 維持加入準公共誘因 教育部國教署學前教育組副組長王慧秋則回應,針對準公幼的違法情形,教育部會促請地方政府加強查核。而針對幼兒園以其他名目額外收費的現象,她坦言:「都會有一些陳情,所以我們也有設立專線,家長可以透過專線來陳情,或直接向縣市政府陳情。」 另外,王慧秋也強調,準公幼的本質還是私立幼兒園,「今天只是因為它(幼兒園)跟我政府簽約,提供較平價的教保服務 ,我對它的相關管理機制不會因此有所差異。」 她指出,準公幼相關違規及複查是由地方政府比照私幼的稽查標準(幼教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等)全權處理,除非情節重大,教育部才會介入、要求該幼兒園自準公幼退場。也因此,教育部目前不會考慮另立準公幼評鑑機制,原因在於希望簡化行政作業程序,倘若為準公幼訂定專門評鑑基準,將會造成行政現場負擔,也將降低私幼加入準公共政策的意願。 教育部新聞發言人也補充,目前準公幼的稽查與審核標準與一般私幼一視同仁,如若另外訂定高標準,將降低私幼加入準公共化政策的誘因,沒有人加入時,吃虧的還是家長跟學生。 準公幼只是輔助 重點仍應放在廣設公幼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至111年)」,政府的目標是廣設公幼、讓幼教公共化,蓋一間公幼可以保證十年以上的合法營運與穩定師資。不過近年政府考量到公幼建置緩不濟急,力推準公共化作為「輔助機制」,今年起,補助準公幼的81億預算已遠遠超過建置、擴大公幼的30億預算。 準公幼對許多家長來說,是一個負擔相對較輕的選擇。立法委員王婉諭也認為,在部分家庭無法負擔私幼的情況下,家中就需要有一個角色全職育兒,這個角色又往往是女性,會加深她們職場生存的困境,因此準公共政策短期內確實可以被理解與接受。 但她也強調,終極目標仍應放在提升真公幼公托的數量、讓幼教公共化,才能真正解決育兒負擔大、少子女化的現象,並有效維繫幼教品質。 至於公幼增設情形如何能再倍增?教育部長潘文忠則在今(2020)年9月底備詢時指出,預計於三年後設立公幼3000班,目前進度已達一半以上。 雖然行政院早在2017年就通過「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期盼協助各縣市解決空間不足、無法設立公共化幼兒園的問題,但根據教育部與地方教育局說法,設立公幼最大的阻礙在於,當各小學有空餘校地時,內部各科處室就會搶空間;加上幼兒園成立規範多,許多小學設公幼意願低,都是公幼設立速度緩慢的原因。 當空間盤點出來了,公立小學內部的資源分配問題更考驗政府的調停能力與對公共化的支持度。只有當幼教市場公共化、打破私幼連鎖壟斷的情況,並將幼教場域回歸公立納管,才能讓所有家長已可負擔的費用讓孩子接受教育,同時也能從根本解決準公幼業者以超收學生、低薪聘用黑牌教師等非法手段大吸教育財,也才能讓公開全國幼兒園裁罰紀錄的美意,不再只是輔助家長剔除黑心園所的參考名單。 延伸閱讀: 違法幼兒園現形記 1》超收、聘黑牌教師...老字號幼兒園遭罰41次 另開分園無法管 違法幼兒園現形記 2》超收、進用資格不符人員、師生比不符 幼兒園三大惡行 違法幼兒園現形記 3》追求利益最大化 違法超收成違規之冠 違法幼兒園現形記 4》低薪與人力荒 私幼走險路 違法進用非教保人員 違法幼兒園現形記 5》法規雙軌並行 不當管教園所查無違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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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身分證二】政府推數位身分證,打開「智慧政府」或「潘朵拉」盒?

內政部部長徐國勇10月初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數位身分證 New eID 的晶片是由「護國神山」台積電生產,並表示,會用最嚴格的標準保護民眾個資。但攸關 New eID 卡面和晶片儲存規範的《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內政部一直延遲至8月31日才公告上網,至截稿前(10/21),進度仍停留在在60天內的意見陳述期。 依修正草案的規劃,New eID 晶片資料將會被區分成四大塊,為戶籍地區、公開區、加密區及自然人憑證區;若要讀取「公開區」資料,會要求使用者輸入身分證末6碼,而加密區和自然人憑證區則是輸入自訂密碼。 內政部強調, New eID 已存有民眾基本資料,無須連回內政部取用個資,至於使用紀錄僅留存在提供服務的機關,內政部無法掌握軌跡。 萬能鑰匙一步到未來? 還是與魔鬼交易? 不過,依據2019年8月內政部提供給行政院會的官方文件,裡面載明 New eID 是「打開智慧政府的關鍵鑰匙」,將可以一卡串接政府所有的服務。 依修正草案規劃,New eID 卡面個資顯示將從現行紙本身分證上的11項簡化為5項,僅有姓名、統一編號(身分證號)、出生日期、相片及結婚狀態,其餘資訊全面整合到晶片之中。 看似卡面的資料變少了,但背後可以串接的資料卻變多了,然而回歸《戶籍法》第56條所述,身分證的目的是作為辨識個人身分的證件,「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非依法律不得扣留」。 司改會律師林煜騰因而質疑,政府比喻 New eID 是關鍵鑰匙後,但也意味著它是一把「萬能鑰匙」,可以隨時讀取不能輕易洩露的個人隱私,「你會把保險櫃的鑰匙,隨身帶在身上嗎?」他批評,這根本是與「魔鬼的交易」。開放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李柏鋒則認為,「沒有人會先給你一把萬能鑰匙,再開始蓋門蓋房子」。 李柏鋒也指出多卡合一的風險,「年輕人還記得住密碼,但阿公阿嬤怎麼辦?」長輩和有數位落差的民眾,若他們不解 New eID 特性,為方便記住密碼,會不會以常用的生日數字或直接把密碼手寫在身分證上,他擔憂,未來恐發生嚴重的身份盜用問題。 若民眾因為資安和隱私權理由不願意換發 New eID ,將會無法履行投票、結婚登記、考公職、中低收入申請等人民基本權利,林煜騰認為這將是政府對人民行使公民權非常嚴重的侵害。 大樓換證、到超商買口罩 都可能洩漏數位足跡? 民眾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類似情境,進出公私部門時會把身份證留在管理員室換證,林煜騰認為,良善機構就是盡妥善保管之責,但若是遇到不肖單位或管理人員恐透過讀卡機讀取民眾個資,雖依法規定,身分證不得扣留,但內政部在執行上根本難以落實,現在就存在缺失。 李柏鋒表示,雖《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已經規範「不得強制讀取晶片資料」、「國民身分證無法讀取時不影響其效力」。但開放基金會秘書李欣穎也點出她的擔憂,現有的 New eID 有  NFC(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功能,像悠遊卡一樣可以遠端「逼」卡。 雖然內政部一直澄清,強調數釐米內才能感應並有密碼保護。李欣穎說若將接收天線功率加強,就可以達到一定距離讀取卡片資料,並舉例香港「反送中」運動,被民眾拉倒的智慧燈柱內部,就發現可以讀取民眾個資的接收天線。她擔憂現在政府掌握 New eID 「技術和規格」,未來會不會有類似的應用,讓民眾身陷個資外洩風險。李柏鋒也指出,公開區的密碼也只是身分證後6碼,就可讀取民眾包括身份證號、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等個資。 |延伸閱讀反送中觀塘遊行 遭警射催淚彈多人被捕 更讓李柏鋒不解的是,他們發現 New eID 公開區資料就包含民眾300 dpi 高解析度照片,加密區更有 600dpi的超高解析度照片,李柏鋒解釋「擁有你的照片,就可以進行人臉辨識」,他很擔心未來民眾拿 New eID 去超商事務機讀卡買口罩,會不會因讀卡機側錄密碼而被偷存下照片,進而被納入人臉辨識數據。李柏鋒認為,內政部一直強調不會有個資留存的問題,那就不應該把這樣的照片放入公開區,只是徒增民眾風險。 林煜騰更擔憂,現有私人機構使用身分證號已經浮濫,如線上商城、就業等就已需要登入證號認證,若未來結合 New eID 自動化串接,恐讓人民的數位足跡被看光光。 德嚴禁自動化串接個資 日本未強迫換證 台灣人權促進會專員周冠汝指出,歐盟國家有比較多的國家換發數位身分證,是因為歐盟有嚴格的《個資法》,其中規範政府應成立獨立的個資隱私專責機關,來監督個資相關法規如何在公、私部門中落實,也能調查可能違反個資法的案例。 律師林煜騰建議,德國做法值得我國借鏡,德國政府透過《身分證及電子身分驗證法》嚴格限制數位身分證的查看、讀卡、驗證等環節,降低民眾個資外洩的風險,並嚴禁私人機構「自動化」串接個資,避免民眾的數位足跡和資料被有效排程,僅有公部門在邊境管制、促進公安的刑事追緝及治安目的的邊境管控,才可以使用「自動化」串接人民資料。為進一步保護民眾個資和隱私,政府也設立獨立的機關「聯邦政務獨立委員 (BfDI)」進行監管。 另外,愛沙尼亞、日本也同樣透過專法授權政府發行晶片身分證。日本的數位身分證則有嚴格使用授權規範限制使用目的,林煜騰更提及,日本人民有選擇數位與否的權利——日本政府至今並沒有強迫民眾要換發該證。 換證倒數計時 是否影響2022地方選舉? New eID 換發時程將於明(2021)年1月到6月間試行,7月起正式全面換發至2023年底前。但中間將經歷2022年地方選舉,投開票所將會面臨新舊身分證辨識問題。 中選會選務處科長陳宗蔚回應,新舊身份證不會是問題,民眾將可正常投票。他解釋,由於 New eID 卡面沒有顯示戶籍地址,呼籲換發新證民眾一樣攜帶投票通知單,若無會透過「檢索對照名冊」檢視選民出生年月日和姓名,仍正常投票。陳宗蔚並強調,現場不會讀取民眾的 New eID ,而晶片故障也不會影響民眾投票的權利。 而原住民族群長年訴求,希望身分證上姓名能單列族語拼音,內政部僅表示,依《姓名條例》規定國人姓名必須以「中文」記載,原住民得申請以中文姓名並列羅馬拼音,無法單列族語拼音。但因應《國家語言法》通過,民眾可以選擇閩南語、客語等國家語言音譯作為外文姓名。 在 New eID 試行換發僅剩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New eID 卡面的樣張、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發計畫、細部規劃報告,內政部表示將會於11月公開,之後也會上網及對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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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身分證一】政府喊明年全面換發,民間團體為何跳腳,控告政府?

內政部力推含有晶片的新一代國民身分證(New eID),將在明(2021)年1月起小規模試辦、7月起全面換發,搶在2024年總統大選前完成換證。但即便換發在即,截稿前(10/20),內政部仍未公告 New eID 樣張,僅確認卡面上會印刷中文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多個民間團體,早從今(2020)年四月就發起「反對全面換發晶片身分證」連署,他們提出三項訴求:應保留「無晶片身分證」選項、進行修法和訂定專法以及設立獨立隱私保護機構,共有1800多位民眾和團體參與,名單中不乏中研院及國內頂尖大學的資安、法律學者參與,但民間的訴求,內政部至今皆無採納。 眼看內政部並沒有停下換發 New eID 規劃進程,民間團體在8月正式對內政部提出集體行政訴訟,由司改會林煜騰擔任9位義務律師團的召集人,聚集48位原告,希望透過法律程序,暫緩政府「強迫人民」換發新式身分證政策。 |延伸閱讀質疑數位身分證侵犯隠私 內政部挨告 內政部規劃 2021年7月起換發 中華民國現行的身分證已經使用逾14年,New eID 原規劃在今(2020)年4到5月公佈正式樣張、十月全面換發。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印製設備延後來台,內政部已經調整到明年起1月到6月在新竹市、澎湖縣以及新北市板橋和中和區部分門牌整編戶進行試辦換證,民眾可以「自願」參與。而試行換發卡片數量,內政部尚未有預估數據。 根據內政部初步規劃,從明年7月起國人可全面換發,最遲在2023年底前完成全面換證。 民眾更「方便」,民間團體為何反對? 內政部長徐國勇就曾在官方臉書上說明,New eID 將串接智慧政府,卡面資訊欄位也比舊的身分證少,整合政府相關資訊,可以減少民眾辦理上的不便,讀卡快速登錄資料免除手寫,晶片資料也會加密保護,沒有「國家監控疑慮」。 十月初徐國勇在立法院備詢時,也強調「不管是用專法,或者沒有用專法,我們相關的法律在這裡,也已經足以來發行我們的eID 國民身分證」,部長認為,相關機關使用晶片的足跡,是可以被監督的。 |延伸閱讀數位身分證明年7月全面換發 3縣市先試辦 對內政部提出行政訴訟的律師林煜騰很擔心,「方便大家都想要,但人民要拿什麼來換?」,他指出身分證依法的授權就是作為「辨識個人身分」,若要加入數位化、憑證和個資串接的功能,已逾越原本法律授權,政府就應該要修《戶籍法》。 林煜騰表示,司改會態度並非反對數位化,而是 New eID 使用缺乏法律授權——戶籍法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法律,其限制與規範是紙本卡片的思考。他舉例:「馬車時代的法律,沒有號誌、柏油路等規範,但隨著時代進步到電動車,監管的法規也會與時俱進,並且完善基礎建設」,面對身分證的數位化,戶籍法早就「無法負荷」。 當內政部完成換發 New eID 後,就會「宣告舊式身分證失效」,林煜騰指出,這代表民眾將沒有選擇被「數位化」,如果不從因舊證失效,國家賦予的考試、服公職、選舉、罷免、領取補助等各項權利,也將全面失效。 因此司改會認為,這次 New eID 換發,已經逾越《戶籍法》的規範目的、侵害大法官釋字第603號所保障人民的資訊自主權,會讓國人暴露在資訊安全風險之中,會與40多位民眾提出集體行政訴訟,其實是為了自保。 串接政府資料 民眾個資誰保護? 未來 New eID 會串接各個機構,但我國現行的架構,個資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電子簽章是經濟部管理,資安維護是政院的資安處。林煜騰批評政府根本是多頭馬車,未來恐會發生「內政部是製證發證機關,不管理應用;國發會不發證,但管理應用」,而且沒有獨立的監管機關,出問題民眾就會被機關之間推託,根本是「呼攏」民眾。 開放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李柏鋒也提出警告,我國戶政系統已經出現多次個資洩漏問題,他自己也有家人是受害者,用含有晶片的身分證本身不是問題,而是我國雖有資安機關,卻沒有專責的個資保護主管機關。若不幸再次發生洩漏問題,民眾到底要找誰求助? 而台權會專員周冠汝表示,民眾應有「資訊自決」的權利,政府強推數位化的過程,不去積極告知民眾個資的風險,卻強迫國人使用。台權會的主張,內政部應要像健保卡一樣訂定專法,讓 New eID 有清楚法律授權,並設立保護個資專有的機構,周冠汝不解:「已經給政府十幾年的時間準備,但為何還是匆促上路?」 內政部回應,為尊重民眾的資訊自主權,已經放寬民眾選擇是否開啟自然人憑證的功能,若民眾有疑慮,而不願使用晶片功能,已規劃可使用戶口名簿影本或 New eID 晶片資料清單搭配 New eID 作為佐證資料。內政部也強調,會在2021年1月到6月試行期間,辦理賞金獵人競賽,來妥善資安問題。 |延伸閱讀 公視有話好說 明年換數位身分證!資安疑慮?隱私保障? 內政部已在今(2020)年3月公告「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其中條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集至少九人的工作小組,但該小組的名單至今沒有公佈。李柏鋒認為,若政府想要說服人民,開放政府資料是最基本的,相關政策規範應該白紙黑字地寫出來,告訴人民是誰為政策背書,而不是將資料「神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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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輯/雙十國慶》F-16V飛越上空 黑鷹府前垂降 蔡英文發表談話

首開放民眾現場觀禮 戴國慶紀念款口罩 為了讓民眾實地體驗慶典盛況,今年國慶典禮首度開放民眾現場觀禮,有五百位幸運民眾參與。 參與人士需戴上口罩。攝/梁駿樂 疫情在全球依然肆虐,今年國慶與以往特別不同的是,參與人士全都需戴口罩。國慶紀念款口罩設計搭配國慶主視覺設計——聲音,用聲波線條為主體,以「榮耀金和溫暖橘」為主色「湖水綠與優雅紫」為輔。 國慶紀念款口罩以「榮耀金和溫暖橘」為主色「湖水綠與優雅紫」為輔。攝/梁駿樂 總統蔡英文今年以「團結台灣,自信前行」為題發表國慶談話,並首先感謝防疫英雄的努力,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堅韌之島」的面貌,現在面臨疫情後經濟的挑戰,政府會朝三大策略方向前進,打造大家所期待的新台灣經濟。 總統蔡英文與立法院長游錫堃向防疫英雄揮手致謝。攝/梁駿樂 蔡英文喊話對岸 願促成有意義的對話 雙十慶典總統演說有不少篇幅談到兩岸局勢。國慶前夕,根據國防部「即時軍事動態」統計,解放軍1架「運8機」、1架「運9機」在9日進入台灣西南空域。 蔡總統在談話中表示,面對區域和平穩定受到威脅,會堅守「不畏戰,不求戰」原則,避免擦槍走火。 【延伸閱讀】查核:解放軍宣傳片是真的假的?跟你一起破解中國的文攻武嚇 攝/梁駿樂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快速反應連」的重機表演隊,今年亦有女性加入操演,象徵巾幗不讓鬚眉。攝/梁駿樂 同時,總統蔡英文亦向中國喊話:「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我們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並強調:「這就是台灣人民的主張,也是朝野政黨的共識。」 總統蔡英文今年以「團結台灣,自信前行」為題發表國慶談話。攝/梁駿樂 此外,蔡英文今天的談話中,提到本國名稱時,蔡英文使用了「中華民國」6次,當中有2次是使用「中華民國台灣」,另提到「台灣」35次。 當提到對岸時,則以「中國」2次和「對岸」3次,均沒有使用「中國大陸」和「大陸」,而在2016、2017年國慶談話中,蔡總統皆稱對岸為「中國大陸」或「大陸」。 最後,蔡總統在談話中也呼籲朝野共同合作,最近立法院通過的促進台美關係議案,也看出團結的立場,希望未來台灣人回想2020年,會想起這一年,我們在時代中把握機遇,克服挑戰。 攝/梁駿樂 攝/梁駿樂 新戰機 F-16V 高速飛越總統府 黑鷹直升機首「府前垂降」 今年國慶與以往最大不同除了看不到大家的臉外,更是新戰機 F-16V 首次在國慶大典上飛越總統府,也是第一次黑鷹直升機在總統府前垂降,場面震撼。 CH-47SD 契努克直升機吊掛巨幅國旗進場。攝/梁駿樂 今年雙十慶典首次有 UH-60M 黑鷹直升機垂降到總統府前。攝/梁駿樂 往年國慶大典,國軍都會派遣空中兵力參演。今年則安排了 UH-60M 黑鷹直升機、CH-47SD契努克直升機、最新戰機 F-16V、雷虎小組 AT-3 教練機,而AT-3至今已屆滿32個年頭。 攝/梁駿樂 雷虎小組 AT-3 教練機至今已屆滿32個年頭。攝/梁駿樂 其中,新戰機「F-16V」最受觸目,其實 F-16V 是 F-16 的升級版,改良計畫的代號為「鳳展專案」,耗資約新台幣1100億元。根據國防部資料,「V」是 Viper(蝮蛇)的縮寫,擁有先進的航電能力,同時具備短場起降、部分隱匿及視距外飛彈接戰能力,被認為可與解放軍「殲20」戰機抗衡。 新戰機「F-16V」首度在國慶典禮上登場。攝/梁駿樂 【延伸閱讀】台海成美中角力戰場 解讀共機擾台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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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解放軍宣傳片是真的假的?跟你一起破解中國的文攻武嚇

台美關係升溫,觸碰了對岸神經? 台灣與美國3月共同簽署《台美聯合防疫夥伴關係聲明》,5月中蔡英文就職第二任總統之際,美國宣布售台18枚MK-48 AT重型魚雷與相關設備,6月美國國會更壓倒性通過了《台北法案》,台美關係逐漸升溫,卻同時觸碰了中國的神經。 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9月17日訪台,除了出席李登輝前總統的告別追思禮拜,更與蔡英文總統會面,讓柯拉克成為1979年台美斷交以來,美國聯邦政府訪台最高層級的官員。 柯拉克雖然僅逗留台灣三天,但根據國防部「即時軍事動態」統計,自柯拉克17日抵台後,解放軍在隔天18日與19日分別出動了18架和19架軍機,飛越台海中線和侵犯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當中包括共4架「轟-6」機。 圖為解放軍轟炸機「轟6」。圖/國防部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轟-6」機呢?因為在文攻方面,柯拉克結束台灣訪問同日(19日),解放軍空軍在官方微博「空軍在線」發布了一部影片,題為「戰神轟-6K,出擊!」。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解放軍宣傳片盗用哪些美國電影? 影片中的「轟-6K」便是中共其中一款轟炸機,亦是新改良的「轟-6」機之中最有代表性。據中國媒體「澎湃新聞」報導,「轟-6K」具備攜帶核彈的高空轟炸能力。 「轟-6K」被視為「核三位一體」的一環,「核三位一體」指的是一個國家同時具備陸上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和戰略轟炸機三種核子武器打擊方式的能力,現在只有三個國家具備這樣的能力,分別是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雖然「轟-6K」前身為蘇聯在1950年代的「Tupolev Tu-16 」遠程轟炸機,但根據美國外交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報導指出,縱使「轟-6K」設計看起來像蘇聯時代的古董,但內裝來看,卻是一部現代化的飛機,在飛機結構、感測器與推動力上都作出了許多改善。 蘇聯所研製的「Tu-16」轟炸機,後授權中國軍方生產,後解放軍改裝成「轟-6」轟炸機。圖/U.S. Federal Government(CC0) 該宣傳片形式如紀錄片,畫面和音效的風格則像電影,拍攝了「轟-6K」從基地停機坪的整備,然後滑行到跑道起飛,直衝雲霄,飛行員到達目標位置上空後,按下「紅色按鈕」發射飛彈進行轟炸。 該目標遭命中後天崩地裂,隨即冒出巨大火球,雖然影片聲光效果震撼人心,就在此刻,有眼尖的中國網友發現,這一連串畫面與美國電影某些場景似曾相識,,也有中國網友留言說:「牛逼啊。為啥有好萊塢??是我看錯了麼?」 圖/微博截圖 影片的第一個問題點發生在約1分6秒處,畫面中的飛行員按下紅色發射按鈕後,飛彈俯衝向一個基地,畫面除了色調外,其他部分跟美國電影《變形金剛:復仇之戰》(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幾乎是一模一樣。 圖/上:解放軍空軍官方微博「空軍在線」截圖;下:美國電影《變形金剛:復仇之戰》截圖。梁駿樂後製 同部影片的第二個問題點發生在約1分12秒處,飛彈到達地面後造成天崩地裂,原本在廢車上的灰塵都被揚起,此片段盗用了另一部美國戰爭電影《危機倒數》(The Hurt Locker)的畫面。 圖/上:解放軍空軍官方微博「空軍在線」截圖;下:美國戰爭電影《危機倒數》截圖。梁駿樂後製 中共空軍的宣傳片約1分14秒處,飛彈把一個基地炸出一個大火球,此片段則盗用了另一部美國電影《絕地任務》(The Rock)的畫面。路透社25日的報導指,從影片畫面觀察該基地很像美國位於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認為旨在施壓和引發敵對氣氛。 圖/上:解放軍空軍官方微博「空軍在線」截圖;下:美國電影《絕地任務》截圖。梁駿樂後製 被發現盗用美國電影畫面後,影片已經被刪除,但已被廣泛流傳到微博,有中國網友留言說:「有點版權意識好不好」。不過,亦有留言說:「人美國都看懂了,這是暗示我們可以炸他們的地方⋯⋯」 圖/微博截圖 解放軍新宣傳片 使用電視劇畫面? 兩岸關係持續緊張之際,《解放軍報》9月24日在官方微博上指,近日東部戰區火箭軍某導彈旅依托野外駐訓場開展實戰化訓練,並附上長約1分半鐘的短片。 影片中可見搭載飛彈的軍車由基地駛出,路經一處沙漠時塵土飛揚。到達發射地點後,火箭兵喊出口令,多支飛彈隨即就定位並發射,影片後段更有10枚「東風-11A」飛彈同時發射的畫面,擊中目標後產生猛裂爆炸,連機場設備亦瞬間摧毀。 不過,影片中10枚飛彈同時升空的畫面(1分05秒處)被發現與中國電視劇《號手就位》預告片中的畫面非常相似,而該預告片早在今年7月1日已首度曝光,比《解放軍報》所指「近日」在東部戰區進行軍事訓練的日期早了近兩個月。 圖/上:中共《解放軍報》官方微博截圖。下:中國電視劇《號手就位》預告片截圖。 梁駿樂後製 此外,而影片中其他畫面,包括擊中目標後產生猛裂爆炸、機場設備瞬間摧毀等畫面,亦與「央視」早在2016年12月時發布的《軍情時間到》節目畫面極度相似,而該集節目內容正是報導中共火箭兵2016年演習時的情況。 圖/上:中共《解放軍報》官方微博截圖。下:中國央視《軍情時間到》節目截圖。梁駿樂後製 最終,《解放軍報》該篇貼文同樣消失在微博中,而貼文中特別強調「東部戰區」與「時刻準備戰鬥」,加上「東風-11A」為短程飛彈,因而被認為是針對台灣,有中國網友更留言說:「收快遞了彎彎(指台灣)」。 宣傳片造假惹網民熱議 不實訊息資訊戰也開打 除了中國釋出造假的宣傳片外,網絡上其實也流傳出許多有關兩岸軍事的不實訊息。 今年9月4日,推特上就流傳出影片及照片,並配搭文字宣稱:「台灣空軍防禦系統擊落中國戰機」、「侵擾飛越台海和南海的中共解放軍蘇愷35戰轟機,在廣西墜毀飛行員重傷 有視頻為證」。 圖/事實查核中心截取推特的畫面 據「事實查核中心」的報告,此假訊息首先由一個Twitter帳號「News Line IFE」發出,其官網為「IFE」,但官網內容均沒有記者署名,該網站可能不是有公信力的印度媒體。最終,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在9月4日當日下午5點半,發布新聞稿澄清為假消息。 此外,據《台灣蘋果日報》報導指出,今年9月9日同樣傳出「解放軍南海軍演傳兩棲部隊包圍東沙島」。不過,國防部後來亦澄清,當天的確有共機擾台,但是在台灣西南空域,並沒有發生解放軍包圍東沙島的情況。 因應解放軍空軍頻繁擾台,國軍空軍亦不斷出動監視,根據國防部空軍的統計,從9月16日到29日,共出動了48架次軍機應對並監視。 【延伸閱讀】 最新數位專題:台海成美中角力戰場 解讀共機擾台政治意涵 你也可以動手試:【社群內容打假術】Google教你深度事實查核,人人都是數位打假王沈伯洋:解讀疫情之下的中國資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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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種電總體檢】從中央到地方 法規與政策如何影響校園種電

為了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政府計畫在2025年設置20GW以上容量的太陽能發電裝置,但是在推廣校園種電的過程中,許多問題因為相關法規配套不足而一一浮現,甚至更凸顯出中央政府與地方的資源差距;抑或是地方政府對政策的方向和執行力度不一,讓校園種電形成了顯著的區域差異。 系列回顧: 【校園種電總體檢Part1】班班有冷氣前 全台中小學都做太陽能發電嗎? 【校園種電總體檢Part2】綠能多了,綠樹沒了?中小學設太陽光電的幾個考量 3成學校有違建 為光電解套方式爭議多 監察院曾於2014年糾正教育部,這份調查報告指出,全台有1089所學校校舍無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約占全國總數31.82%。在當時,違建不可進行任何的改造與施工,使得屋頂型光電在校園普及第一步就碰到困難。 後來開始有業者呼籲政府放寬違建設置光電板的規定,高雄市於2016年首創先例,在不影響公共安全的前提下,開放民眾申請違建屋頂轉太陽光電。後來經濟部也在2017年放寬四米五以下的違建,可以用以下四種形式,申請裝設光電板。 延伸閱讀:高雄如何克服違章問題,將鐵皮改為綠能屋頂? 【獨立特派員】綠光引擎 2017年經濟部提出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放寬四米五以下的違建,可以申請裝設光電板,可依情況建造成四種不同的形式。(圖/我們的島) 截至2020年7月為止,台灣的違章建築仍多達68萬7千多戶。天泰能源董事長陳坤宏指出,雖然中央已放寬規定,讓符合特定條件的違章建築能免申請雜項執照來設置太陽能板,但事實上改革只做了「半套」。 陳坤宏說:「民眾提出申請以後,到了地方政府這關,為了確認違建狀態不會影響公共安全,他還必須向工務局提出『違建諮商』,審查完成才能施工。那很多民眾聽到要做諮商,會怕自己的房子會被列為待拆物件,就反悔決定不做太陽能板了。」陳坤宏呼籲,政府應該要提出更全面的措施,讓民眾能安心加入屋頂種電的行列。 延伸閱讀【有話好說】太陽能大利多?補助四成!違章也能蓋! 一紙共同供應契約 造就國立與市立的距離 目前全台公立的中小學,建設太陽光電比率僅有35.8%,但根據教育部2020年7月的報告,由部內管轄的國立學校有86%已經完成太陽能板建置,也就是說,代表在全國學校數佔不到4%的國立學校,在全台完成裝設的中小學中占了一成的比例,可見國立學校與縣、市立學校的種電比率,兩者有不小的差距。 台南女中總務主任劉靜豪指出,國立學校所採取的做法,是先由教育部先統一審查光電廠商,確認廠商的服務和價格都沒問題後,再將所有履約內容整合成「共同供應契約」。「共同供應契約」指的是當有兩個以上的機關,對同樣的設備有共同的需求時,為了簡化採購流程,可由主管機關與廠商簽訂制式化的合約,各機關只要到政府電子採購網點選請購,就能快速進行採購程序。 對於人力有限的中小學行政處室,簡化採購流程,省去繁文縟節,自然也就讓裝設完成率有漂亮的數字表現。劉靜豪說:「有了共同供應契約,學校想要裝設太陽能板就不用再辦理自行招標,更不用耗費大量的時間撰寫撰寫需求文件和走流程,只要下載既有的表單來填寫即可,非常方便。但如果是由市政府管轄的國中小,多數都還沒有共同供應契約可使用,學校想裝太陽能板,只能走原本的招標程序,就會比較麻煩。」 能源政策推動順利否 關鍵在地方政府 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卉荀認為,再生能源講求因地制宜,地方政府才是能源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由於能源轉型牽涉綠能、節能等面向,補助經費常常是分散在不同的局處裡,若沒有成立專門的綠能辦公室並進行人才的培訓,很容易就出現業務難以整合、缺乏整體規劃策略的情形。 以自居「綠能首都」的彰化縣來說,104年起便由縣府主導,集合了180家學校屋頂,租給廠商種電,有效降低材料採購成本,提高廠商回饋金比例,也因此有越來越多學校願意投入。2018年縣府再增設經濟暨綠能發展處,讓相關業務由專責單位進行,提高效率。 【公視新聞】蔡總統視察校園種電 肯定彰化綠能發展 而建置率吊車尾的花蓮縣,前縣長傅崐萁2017年在議會答詢時,認為花蓮尚「不宜」在國中小屋頂種電,認為花蓮是觀光大縣,憂心太陽能板會破壞掉花蓮的自然景觀,而影響到觀光的收入。花蓮民眾也擔心地震頻繁的問題,可能導致太陽能板容易損壞,裝設意願不高。 【公視新聞】綠色組織:6都能源轉型表現與國際有差距 冷氣搶先「開學」 用電缺口怎補足? 即使政府和民間都同意,先發展屋頂型光電是對環境衝擊較小的路徑,校內要全面進行太陽能發電,要克服的關卡仍然很多,更別說達到100%的普及率了。 眼看2022年的班班有冷氣,以及2025年再生能源達到20%的目標迫在眉睫,尋找更多其他的屋頂種電成為急切的課題。今年7月28日由屋頂型太陽能的公聽會上,經濟部報告去年(2019)各類屋頂種電的成果,如下表。 對於各部會交出的成績單,出席的環保團體批評部會不夠努力,像是擁有許多車站、國道服務區、風景區場站的交通部,居然只完成7.09MW,在所有部會中墊底;而負責私有住宅的內政部也被質疑,未積極與民眾進行溝通、教育,以提升裝設的戶數。反而是農委會所負責的農業設施屋頂成長超乎預期,佔了以上所有屋頂總容量的三分之一,且直逼工廠屋頂。 環保團體呼籲,政府各部門都應該要更積極的去盤點其所管轄的屋頂空間,目前台灣的屋頂型光電潛力其實是被低估的,不要只想著做到達標即可。 台北捷運公司將北投機廠屋頂出租給太陽能業者,是台北市最大發電量最多的太陽光電電廠。 在絲瓜棚、溫室等上方設置太陽能板發電,屬於農業設施屋頂的一種。 延伸閱讀 農電合一的成功案例:【獨立特派員】綠能藍天 綠電逐步自由化後 對校園光電的想像 去年立法院通過了《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允許業者跳脫「政府躉購」,轉換到「電力自由交易」。這也意味著,學校發出來的電將來可以不只賣給台電,也可以賣給一般企業或有需要的個人。 另外,經濟部也已經正式預告,2021年起契約容量在5000瓩以上的「用電大戶」,必須設置一定容量以上的再生能源設備,或是以購買綠電等方式代替。屆時,企業對綠電的需求將大大增加,因此有越來多學校拋棄躉售模式,選擇將綠電供應給民間企業。 台南女中今年開始著手第二次裝太陽能板的計畫,完工後將對外售電給企業或一般民眾,售電價格還比過去的躉售價更高,每賣出一度電有高達15%的回饋比例。校方表示,這是一項可以提高學校收益,同時幫助企業盡到社會責任的互惠模式。 不過,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卉荀對校園光電的未來,仍持不同想法,認為學校太陽光電應朝全面「自發自用」前進,也相信未來自發自用會成為主流。蔡卉荀說:「雖然目前市場上還是以躉售為主流,但是隨著躉售費率愈調愈低,還有電價的調漲,等到發電端幾乎無法從躉售獲利的時候,這個制度自然而然會退場,變成自發自用是主流。」 蔡卉荀指出,自發自用除了可以直接幫學校減少電費以外,還可以降低電力遠距離傳輸所造成的耗損,使用上更符合環保永續的概念。 此外,自發自用的太陽能光電也可以創造「分散式能源」,降低用電尖峰時期中央電網的負荷,若大型發電廠不幸發生斷電時,這些小型的光電廠還可以繼續運轉,縮小遭受波及的區域,避免重演2017年的「815全台大停電」。 開冷氣之前 我們還可以做的事 現階段的校園種電雖然已經能看見一些實際的成果,但是仍然有許多政策上、技術上,還有必須多方溝通的地方必須克服。蔡卉旬也呼籲政府要統一訂出校園種電的容量標準,讓可以種電的空間盡量補滿,而不是只設置一塊太陽能板就算數。 蔡卉旬強調,與裝太陽能板同等重要的,是教室的「降溫」,包括廣種綠樹、增強隔熱、通風系統、裝設遮陽板等等,讓教室對冷氣的依賴可以減低,也能省下一些電費。這些更是政府在裝冷氣以前,應該優先執行的事項。 環保團體呼籲,校園綠化、種樹最直接的節能減碳方式,也是能遮陰降溫,在為教室裝冷氣的同時,也應幫校園多種樹。 看看更多精彩的報導吧 【我們的島專題】喔,電從這裡來 【我們的島】自主發電在我家 【公視新聞】台電:電力供應 集中式改分散式為必然 【公視新聞】店家自裝太陽能板 用電自發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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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種電總體檢】班班有冷氣前 全台中小學都做太陽能發電嗎?

台灣夏季屢創高溫,今年七月行政院長蘇貞昌喊出「2022年全台班班有冷氣」,也強調「未來學校將全部裝太陽光電太陽能板,所以能夠裝的都要裝。」各地方政府因此快馬加鞭,盤點中小學電力系統和冷氣設備需求。 台灣能源政策轉型過程中,地面型太陽能在農地、魚塭、生態區等地發生的衝突不斷,各方呼籲在法規和環評皆完備之前,應該由「屋頂光電先行」,政府首批推行的就是公部門屋頂,包括學校的屋頂都是優先安裝對象。 校園屋頂種電已推動十多年,早已不是新議題,但中小學使用光電用電的情況卻仍差強人意,要達到蘇揆宣示讓全台灣校園百分之百種電,有可能達成嗎? 全台中小學太陽能的地域分布 我們常看到地方政府的政績報告常宣稱當地有幾間學校已裝設太陽能板,以及所有學校的裝設率多少。根據經濟部能源局提供的資料,目前全台灣公立、國立中小學中裝設太陽能發電裝置(包括屋頂型與其他型態裝置),其比率排名如下圖: 從圖中可知,學校太陽能裝設率過半以上的地區只有彰化市、金門縣、嘉義市、嘉義縣,絕大多數的縣市落在20%以上~35%以下這個區間,離島地區則以金門縣遙遙領先澎湖縣及連江縣。 但若以「裝設的學校間數」來做排名,前五名會變為高雄市、彰化市、台中市、桃園市、嘉義縣,且六都皆集中在前半部,如下圖。 值得注意的是,若要計算學校對於減少碳排放的實際貢獻,應計算已裝設太陽能板的「裝置容量」——裝置容量代表發電機組可容許的最大電力輸出量,在相同的日照條件下,太陽能板裝設的總數越多,裝置容量越高,發電量也越大。 因此,我們再將各縣市中小學的「太陽能裝置容量」,以台灣地圖來呈現,檢視地方校園種電的成果。 從以上這些圖中可以歸納出,高雄市無論是在安裝的學校數量上,還是安裝的總容量上,都高於其他縣市。彰化縣跟台中市也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台南市的裝設學校數雖然排全台第六,但是計算其裝置容量,卻掉到10名以外,成為六都裝設容量最低的直轄市;容量最少的則為離島地區與花蓮縣。 台灣推動校園屋頂種電十多年,但中小學的光電普及率卻仍差強人意。在一般大眾的印象中,廠商幫學校裝太陽能板,不僅能節能減碳,學校可以收屋頂空間的租金,甚至年年都有回饋金可以流進地方政府財庫,或成為學校發展基金。一籮筐的好處,為何大部分的學校「有樂卻不為」呢? 太陽能看天吃飯 廠商首先搶占南部地區 早期太陽能發展都起步於台中以南的縣市,由於硬體組件成本基本上不會因地而異,所以「日射量」成為影響業者收益的最關鍵因素。日射量為在一定的時間和區域內,太陽輻射能量的數值,該地的日射量越高,發電量就越大。 南部地區四季的平均日射量皆高於北部,全年都適合太陽能發電,想當然爾,業者基本上會先搶占南部地區。北部地區則呈現夏季日射量明顯高於春、秋、冬。年發電量不但會降低,發電轉換效率也會遞減。加上北部的都會區高樓林立,建物的遮蔭會造成太陽能板效能衰退、電池減壽,在先天上便不利於發展太陽能。 但是,為何這種「南高北低」的趨勢,與我們統計出結果似乎不太一致呢?台南、屏東的裝置容量甚至低於桃園和台北。可見除了日照條件以外,還有許多後天因素必須考量。 中小學種電規模小 不受業者青睞  要裝太陽能板,校舍本身的條件也是考慮的重點之一,以光電業者角度來看,中小學的校園腹地比較狹小,可用的屋頂也少,未達經濟規模容易降低業者的投資意願。 根據教育部資料統計,全台國小平均校地面積約2萬平方公尺、國中約3萬1千平方公尺、高中約5萬七千平方公尺;但是大專校院的平均校地面積超過30萬平方公尺,也讓業者傾向先找幅員廣大、建物也多的大學校園來作發電場域。 例如國立東華大學,自104年至今三次招標,於各系所大樓、體育館、學生活動中心及東區學生宿舍車棚建太陽能發電設備,總容量達3MW(百萬瓦),這個數字已經超過雲林縣、新竹市、台東縣等所有中小學設置容量的總和,也因此獲教育部頒發「屋頂光電績優國立學校」設置總容量類特優第一名。 東華大學民族學院圓形教室設置太陽能板,全校設置超過3MW(百萬瓦)。(圖/教育部) 政府設法吸引業者投入 卻可能忽視校方需求 總結以上因素,光電業者在乎的不外乎是如何降低成本,以及將發電收益極大化。為了增加業者投標的意願,有時政府會採取聯合招標的模式,一次聚集好幾家學校的屋頂承租給業者,來彌補較差的日照條件,或是單一校園可設置面積不足的問題。 但是如此做法,極有可能會忽略掉個別學校的需求,對學校來說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在第二篇報導將繼續探討,太陽光電普及度迄今不高,被施工的校方還有有哪些痛點,尚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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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種電總體檢】綠能多了,綠樹沒了?中小學設太陽光電的幾個考量

在校園內設置太陽能板發電設備,看似是對業者、學校、環境都有利的三贏政策,但要滿足三方的需求卻非常困難——業者想找日照條件佳、遮蔭少、鋪設空間大的空間,但校方要考慮的,是學生安全與學習環境問題。 美感誠可貴 發電價更高?若為安全故 兩者皆可拋? 太陽能板給校園最直接的外在衝擊是影響校園環境美觀,以及建築天際線問題。太陽能板必須避開遮蔭,並要考慮日照角度,要做到完全整齊、美觀不太容易,否則犧牲掉的就是發電效益了,每所學校的接受程度不一,只能靠校方與廠商溝通。 不過比起美感問題,安全性更是校方優先考慮重點,有些屋頂屬於學校的緊急避難平台,加裝太陽能板會影響疏散動線、增加急難時的風險。 學校設置光電板後是否會影響整體美觀,是校方較為在意的部分。圖為新竹市三民國中鳥瞰圖。 另一個隱憂是,一旦發生火災,太陽能板會增加救災的困難度。今年三月彰化縣芳苑工業區一家塑膠工廠起火,該工廠屋頂有大量太陽能板,消防員擔心貿然射水會有觸電風險,結果必須等到光電業者到現場進行評估、確認排除風險後才進行接手搶救,而這場意外造成一名員工嗆傷死亡。若同樣事件發生在學生眾多的學校當中,後果將不堪設想,不可不慎。 2020年3月7日彰化縣芳苑工業區一家塑膠工廠發生火警,因屋頂加裝太陽能板增加搶救困難,花了二個小時才將火撲滅。 老屋失修問題多 廠商須承包雙重服務 由於許多學校校齡已高,校舍有老舊失修、結構脆弱、屋頂漏水等情形,為了安全考量,不能貿然裝上太陽能板。對此,天泰能源董事長陳坤宏表示,現在已有不少地方政府在進行招標時,會將校園修繕需求列為加值服務,甚或納入標案,由廠商擔負更多的安全性檢修責任。 以國立台南女中為例,該校自建校以來已有103年歷史,老建築的堅固度和耐受力也比較差,在進行太陽能光電板招標時,便特別要求廠商協助學校做好屋頂防漏、防水及鋼筋水泥補強。台南女中總務主任劉靜豪說:「之前有一次裝了太陽能板的那片天花板漏水,我們就打電話請廠商來加強。我們當初在標案的時候,就有協議在發電躉售20年合約期間,若有發生漏水之類的狀況,廠商也要來協助維修。」 教育部光電球場計畫 盼兼具綠能與學生權益 2017年教育部新推動的「擴大推動學校設置光電球場計畫」計畫,則是校園種電的另一項重頭戲。據教育部統計,全台有超過1000所學校沒有室內的運動場地,只有室外操場和球場,名單多集中在嘉、南、高、屏等縣市,每到炎炎夏日都會讓想打球、運動的學生望之卻步。 光電球場計畫採取的模式是在既有的室外球場上方,建造一個由太陽能板組成的遮雨棚,直接幫球場進行遮蔭。於是炎炎夏日,就算日正當中,雨棚上方發電,學生在棚內也可以舒適地運動,每年亦有發電回饋金可領。甚至為了鼓勵業者和學校多多響應,經濟部能源局在今年將光電球場的躉售費率加成6%。 種電卻砍樹? 光電球場衍生案外案 光電球場計畫實施3年下來,雖然有部分學校反應良好,但在高雄、屏東陸續傳出有學校因為興建風雨球場,校樹遭大幅度「修剪」的情事。 今年6月7日,高雄愛樹團體「高雄愛樹人」接獲民眾檢舉,前鎮國小的校樹遭廠商無預警移除。校長解釋,原本預計數天後才要送教育局評估此案是否能砍樹,但施工廠商未經校方許可,就擅自動工砍了7棵大樹。儘管廠商聲稱,只是將伸進施工範圍的樹枝修剪,但是「高雄愛樹人」所拍到的照片中,有些樹木的主幹被砍剩不到一半,甚至是整棵樹幾乎連根拔起,完全不只是修剪的程度。 高雄市前鎮國小規劃興建光電風雨球場和光電停車場,但是今年6月卻發生廠商未經教育局同意,違法砍樹、移樹。校長稱是廠商自己未告知局方就砍除、移植。(圖/高雄愛樹人) 太陽光電廠商將卡車駛入高雄市前鎮國小,違法砍除6棵大樹、移植1棵大樹。(圖/高雄愛樹人) 當地居民也痛批政府為發展太陽能光電,犧牲掉對降低暖化貢獻重大的樹木,是本末倒置的行為,本應對環境友善的再生能源,蒙上了綠地殺手的汙名。未來週邊樹木若生長到會遮住光線的高度,恐怕都要再慘遭修剪。 高雄愛樹人亦發出聲明表示:「光電風雨球場,應立下四不原則──不修剪樹、不砍樹、不移樹、不減少綠地面積。」 屏東縣內埔國小光電風雨球場目前施工中,旁的樹枝還保留著當初被剪斷的痕跡。(圖/屏東縣內埔鄉居民) 為光電板犧牲練習場地?內埔國中小的經驗 屏東縣內埔國中校內的網球場,在2019年改建為光電風雨球場,卻引來民怨連連。網球教練鍾金達指出,因為搭建光電棚,網球場中間設置了太多根柱子,打球變得極度受限,追球、發球都會擔心撞到。而且球場頂蓋只有9米高,未達專業比賽球場的標準規格12米,球容易打到天花板,不只練習受影響,若辦比賽也怕有爭議。 鄰近的內埔國小今年也啟動了電風雨球場興建工程,鍾金達擔心,內埔國小本擁有符合規範的國際級比賽用地,設置光電棚後,恐怕讓學童和民眾再失去一個優質的活動場地。 屏東縣內埔鄉一群網球愛好者,在得知內埔國小網球場要蓋成光電風雨球場後,拉起白布條抗議。 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也質疑,許多地方的運動場地資源是很稀缺的,若因為光電球場計畫毀掉練習場地,犧牲掉培育選手資源,將會得不償失。顯然未來在綠能政策的加持下,還會有更多校園會遭遇這樣的衝突。 【公視新聞網】高雄中山國中建光電風雨球場 大樹遭斷頭 如果所謂的發展綠電,是將學校由綠地改造為「光電皮工廠」,那是一舉兩得還是得不償失?政府與校方都得進一步深思。不過,排除上述問題後,發展太陽能對學校的好處仍是不少:除了租金和發電回饋金收入外,一個近在眼前的綠能發電系統,也有助於能源教育的進行,其實有不少學校都有裝設意願。不過實務上,部分校園有早期的違建設施,中央教育部與地方教育局的資源落差,有些學校一直處於「想裝卻無法裝」的猶豫期,「校園種電總體檢」系列報導第三篇,將再帶您繼續深入探討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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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1》《國民法官法》通過,誰有資格舉起人民的法槌?

擂台上,雙方持盾與劍互相防禦、攻擊,中古世紀的決鬥審判中,勝利者即勝訴;身上捆著鐵鍊,被浸泡到水中,受審者如果浮上水面,便是有罪。中古時期的人們相信,天神會站在正義的一方,機運與自然界運作的法則,被當作審判的依據。 西元1409年奧格斯堡葡萄酒市場上的威廉·馮·多恩斯伯格與西奧多·哈切納克正在進行司法對決。(圖/örg Breud. Jüngere、Paulus Hector Mair,Wikipedia) 蘭巴赫修道院圖書館的儀式紀錄中,紀載中古時期水審判樣貌。(圖/Wikipedia) 人類文明花費數百年時間,建構現代的司法審判制度,13世紀起,陪審制度開始在歐洲大陸開枝散葉,電影中陪審團嚴肅聽審,成為好萊塢電影的經典畫面。但在東方世界,人民始終與司法體系保持距離,法官被視為權威,在極權時期,乃至現代社會中仍存在的極權國家,更是統治者意志的傳承。 自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台灣就一直採取職業法官審理制度,但「恐龍法官」的罵名,也始終如影隨形。早在2010年間,婦團發起白玫瑰運動,抗議法官在幼童性侵案判決不當;2016年內湖隨機殺人事件,兇手王景玉遭判處無期徒刑;2020年鐵路殺警案,因兇嫌罹患思覺失調症,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鄭姓男子無罪。以上案件無不引起民眾質疑:法官公正何在? 不信任法官原因之一:法律專業難親近 翻開司法院108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報告》,統計顯示,有近5成5的民眾認為法官的判決不公正,且有六成民眾不認為法官可以不受其他因素干擾、進行獨立審判。為何象徵獨立、正義的法官,甚至是司法系統無法取信於民?關鍵在於法律專業與民間知識的落差。 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舉死刑判決為例:「要不要判死刑,這件事牽涉太多了。我們可能會很直觀覺得,他殺人一命償一命,但看到證據,他是不是真的就是犯人?他是不是有因素是不可抗力?舉例來說:精神疾病,他是不是有法律上的規定,是不能判他死刑的?」 王景玉殺害小燈泡一案,高等法院更一審判處無期徒刑,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定讞,引起輿論譁然。(圖/公視資料畫面) 根據《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已國內法化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明文規範,「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也就是說,判處死刑,得要是「情節最重大之罪」。 但怎樣的犯罪情節稱得上重大?又精神疾病患者在心智喪失的狀態下犯罪,是否免死?法律嚴謹規範審判的每一個環節,但在法庭外的民眾,難以親近甚至理解。 人民參與審判,被認為是司法民主化的必要條件,司法改革嘗試讓百工進入法庭,弭平學識法曹與民情間的落差。其實早在1987年,司法院就曾提出《刑事參審試行條例》,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也都陸續討論。馬政府也曾在2012年試圖推動人民觀審,讓民眾在法庭自由表達意見,但不作出判決。 該讓民眾以何種姿態走進法庭?觀審、陪審、參審三者層次各有差異,該用哪套始終爭論不休。終於在33年後,全案拍板。2020年7月22日,在立法院馬拉松式表決後,台灣正式通過《國民法官法》。2023年開始,人民將可以坐在法庭與法官一同審理案件,甚至是量刑。 我可以當國民法官嗎? 根據現行草案,只要年滿23歲,完成國民教育,且在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的中華民國國民,都有被選任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的資格。 不過,為了達到廣納百姓意見的目的,具有法律專業的人士,如:軍警人員、正副總統、機關首長、大專院校法律科目教職、民意代表或是前現任法官、檢察官等,皆不得擔任國民法官。 另外涉及刑案、被褫奪公權、身心狀況不足以勝任的人也都被排除在外。而基於案件公平審理,與該審理案件被告被害人有一定關係者,也不能參與國民法官審判。 (製圖/董容慈) 國民法官怎麼審?怎麼判? 《國民法官法》規範下的法庭,由六名國民法官以及三名職業法官組成,可審理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不過少年刑事案件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除外。 開庭時,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權責相當,從事實認定到法律適用,甚至適刑之量定,國民法官都與職業法官平起平坐。 但若要判被告有罪,必須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量刑則是要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過半數認同。不過,死刑判決,必須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製圖/董容慈) 《國民法官法》通過後,將為法庭帶來新風貌,其中更涉及多項刑事訴訟的新變革,包含「卷證不併送」以及「即時宣判」,如何和代表民情的國民法官,一同審理,對檢方、辯方、法官,都是新挑戰。 國民法官法2》國民法官怎審案?被風向吹著跑,還是被職業法官牽著走? 國民法官法3》參審制是把全民公審搬上法庭嗎?從日本經驗看台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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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3》參審制是把全民公審搬上法庭嗎?從日本經驗看台灣的可能

日本曾在大正時期採取陪審制,1943年因二戰戰況嚴峻,陪審制喊停。隨著戰事終結,陪審制卻未能復甦,往後超過一甲子,日本司法都是採取職業法官的刑事審判制。 2004年由小泉純一郎所領導的內閣,在國會提出《裁判員法》(さいばんいんせいど),日本裁判員制度正式確立。5年後,2009年8月3日,東京地方法院進行了第一次的裁判員刑事審理。 被告男性因在東京足立區刺傷一名女性,遭判處15年監禁。根據朝日新聞報導,這場審理花了四天時間,從2萬7700名裁判員候補名冊中,抽籤選出了100位候選人,經過甄選確立6名裁判員,與3名職業法官一同進行審判。 日本改採裁判員制度,無非是司法的重大變革,民間是如何看待人民參與司法的新氣象?根據日本最高裁判所的統計,2018年該年度,民眾在被選任為裁判員前,僅有3成9的人對參與審判感興趣,其中更只有1成2的人有高度熱忱。 台灣即將於2023年上路的《國民法官法》便是移植自日本裁判員制度。許多人質疑,讓未受法律專業訓練的平民直接參與定罪、量刑,除了擔憂人民受到法官不當影響,也有輿論指出,參審制是否只是將全民公審的風氣搬上法庭? 迎接令和元年的同時,日本最高裁判所也公布「裁判員制度10年的總結報告書」,以量刑、審理時間等具體數據,展示了自2009至2018年間,十年來司法制度變革的影響。P#新聞實驗室透過七張圖表,解析日本推行裁判員制度後,量刑與案件審理發生了什麼變化。 性犯罪案件量刑偏重 保護觀察處分增加 日本裁判員制度的適用案件範圍以足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或是必須通過合議庭審判的重大刑案為主,包括殺人罪(含既遂與未遂)、傷害致死罪、強姦致死罪、建物縱火罪等。 從2009年新制上路以來,裁判員審判的案件占比一直不高,約落在1.5%至2.1%之間。以2018年日本當年度6萬9028件刑事一審案件為例,符合裁判員審判的刑案僅有1090件,佔該年度1.6%。 雖然案件量不多,但在量刑方面,特定的刑案類別,與過往職業法官判決結果相比,出現明顯差異。 在傷害致死罪的刑案中,職業法官審判時期,有六成的量刑皆落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裁判員審判推行後,六成的案件,量刑提高分布在五年至九年的有期徒刑,有偏重的趨勢。 量刑偏重的變化,也可以在性犯罪相關的刑案中發生,在強制性交與強姦致死罪案件中,職業法官審判時期,半數案件落在5年以下至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來到裁判員制度時,七成的案件分布在7年以下至15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更加多元。 然而,在殺人既遂的案件卻展現不同趨勢。裁判員在殺人既遂罪量刑時,三年以下緩刑的比率提高——儘管量刑高點落在11年以下至19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整體而言,量刑較職業法官時期輕。 同樣地,在建物縱火罪中,三年以下緩刑從職業法官制的25%躍升至40%,五年以下徒刑則降低了一成,為統計中變化最大的罪刑。 同時,裁判員制度也更加重視犯罪者的教化。日本的保護觀察制度,是隱含教化、輔導的罪犯處理方式。內容包括暫緩執行刑罰,並受相關組織觀察、約束,防止再犯。裁判員制度上路後,裁定保護觀察的比例從過去的3成5,上升至5成5。可以見得,大眾加入刑事審理後,更願意對犯罪者提供嚴刑峻罰之外的更生協助,展現國民情感融入司法審理的參審制特色。 虐兒案從重量刑 最高裁判所罕見撤銷原判 裁判員的量刑雖反映了民情,但也非完全沒有量刑爭議,日本2013年就曾出現裁判員量刑過重,遭最高裁判所撤銷判決的案例,裁判員制度的量刑難題浮上檯面。 根據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院第689號判決,2010年1月27日深夜,一歲八個月的女童遭父母毆打,頭部被用力撞擊地面,導致急性硬膜下血腫,送醫不治。檢察官當庭求處父母雙方各10年的有期徒刑,經裁判員一審宣判,二名被告各判15年有期徒刑。 裁判員認為,父母虐待兒童致死是危險且充滿惡意的行為,因此處以重刑。被告上訴至最高裁判所,審理後撤回原判,對二名被告改求處10年及8年有期徒刑。 職業法官判決比裁判員判決為輕,主因有二:首先,最高裁判所認為,一審裁判員的審判應該符合客觀、合理等原則。但一審判決中,裁判員以虐兒事件為社會所不能忍的原因,要求科以嚴苛刑罰。最高裁判所認為,裁判員以「社會風氣」為由大幅提升量刑,超過檢察官所求處的刑度,且不符合量刑檢索系統的量刑範圍。判決並不合理,也不具說服力,因此撤銷原判。 其次,最高裁判所法官也指出,擔任裁判官的職業法官應充分說明案件中的重要事實,讓裁判員能充分理解,但本案的裁判官並未善盡職責。 日本裁判員制,二、三審皆是由職業法官審理,為尊重裁判員的判決,除非一審中有程序瑕疵或是裁判員明顯失職,否則皆會尊重一審原判決。因此第689號案件的改判,實為罕見。參審制的優點在於將「民情」融入審理,提高司法民主化程度,但此一案也反映裁判員可能過度投入情緒的風險。 審理時間逐年升高 裁判員辭退率亦攀升 除了量刑變化,案件審理的時間也出現改變。2009年、裁判員審理制度上路第一年,平均開庭時間為526.9分鐘,終局評議時間為397分鐘。但制度實施十年後,終局評議時間近乎翻倍,耗費778.3分鐘。 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根據考察經驗解釋,開庭時間變化不大,評議時間逐年升高,代表「評議」在審理過程中越來越重要。「評議的時候不充分,後面就是一個草率的判決,它一定是連動的。」評議時間拉長,反映出裁判員與職業法官花費更多時間做逐一爭點的討論,張永宏認為,審理時間變長,是裁判制度可預期的變化。 雖然案件性質、內容有差異,但裁判員審理耗時更長,是不爭的事實。若以歷年平均審理案件所需的總日數來看,數字直線上升,2009年僅需花費3.4日,但2018年卻得花上6.4日,對兼職的素人裁判員而言,稱得上是負擔。 2015年,被稱作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最後逃犯」的高橋克也在東京落網。1995年,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發動沙林毒氣襲擊,造成13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共犯高橋克也逃亡17年後遭逮,成為奧姆真理教恐怖分子中,唯一適用新法,以裁判員制度審理的罪犯。 全日本新聞網報導,為了這次的審判,東京地方裁判所破天荒從裁判員名冊中挑選了650名候選人,多數人相繼辭退,最終從86人中選出6名裁判員。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這次的審判也創下39次公判開庭的紀錄,該案裁判員的在職日共計113日,最終判處高橋克也無期徒刑。 日本街頭張貼高橋克也的通緝海報。(圖/hyperspace328,Flickr) 參與審判的裁判員有家庭主婦、一般上班族,他們紛紛表示:「離開公司很長的時間,造成公司困擾」、「我是家庭主婦,要帶小孩,所以有相當程度的困難。」當遭遇重大刑案,裁判員往往得耗費超出預期的時間,參與審理。 翻開日本最高裁判所統計,裁判員制度實施的第一年,裁判員辭退率為53.1%,到了2018年,上升至67%。張永宏解釋,日本曾對裁判員高辭退率進行分析,除了審理時間變長之外,經濟不景氣與少子化都是原因。 雖然難以詳細分析每一位裁判員的辭退理由,裁判員是制度核心,近七成的辭退率是否能維持裁判員制度運作?為參審制度埋下隱憂。 台灣國民法官法,師法日本裁判員制度。日本這份「裁判員制度10年總結報告書」在在量刑與審理時間上,提供借鏡。讓未受專業訓練的平民參與審判,在合法、合理之外亦合乎民情所盼,固然能推動司法民主化更進一步,然而素人法官在刑期定罪判斷爭議,審理過程曠日廢時,以及是否也會有高辭退率現象,都是台灣正式實施國民法官制時,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在司法民主化、杜絕恐龍法官之虞,如何避免國民法官過度感情用事,以及妥善處理重大刑案審理的時間成本,值得深思。 國民法官法1》《國民法官法》通過,誰有資格舉起人民的法槌? 國民法官法2》國民法官怎審案?被風向吹著跑,還是被職業法官牽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