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在大正時期採取陪審制，1943年因二戰戰況嚴峻，陪審制喊停。隨著戰事終結，陪審制卻未能復甦，往後超過一甲子，日本司法都是採取職業法官的刑事審判制。

2004年由小泉純一郎所領導的內閣，在國會提出《裁判員法》（さいばんいんせいど），日本裁判員制度正式確立。5年後，2009年8月3日，東京地方法院進行了第一次的裁判員刑事審理。

被告男性因在東京足立區刺傷一名女性，遭判處15年監禁。根據朝日新聞報導，這場審理花了四天時間，從2萬7700名裁判員候補名冊中，抽籤選出了100位候選人，經過甄選確立6名裁判員，與3名職業法官一同進行審判。

日本改採裁判員制度，無非是司法的重大變革，民間是如何看待人民參與司法的新氣象？根據日本最高裁判所的統計，2018年該年度，民眾在被選任為裁判員前，僅有3成9的人對參與審判感興趣，其中更只有1成2的人有高度熱忱。

台灣即將於2023年上路的《國民法官法》便是移植自日本裁判員制度。許多人質疑，讓未受法律專業訓練的平民直接參與定罪、量刑，除了擔憂人民受到法官不當影響，也有輿論指出，參審制是否只是將全民公審的風氣搬上法庭？

迎接令和元年的同時，日本最高裁判所也公布「裁判員制度10年的總結報告書」，以量刑、審理時間等具體數據，展示了自2009至2018年間，十年來司法制度變革的影響。P#新聞實驗室透過七張圖表，解析日本推行裁判員制度後，量刑與案件審理發生了什麼變化。

性犯罪案件量刑偏重保護觀察處分增加

日本裁判員制度的適用案件範圍以足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或是必須通過合議庭審判的重大刑案為主，包括殺人罪（含既遂與未遂）、傷害致死罪、強姦致死罪、建物縱火罪等。

從2009年新制上路以來，裁判員審判的案件占比一直不高，約落在1.5%至2.1%之間。以2018年日本當年度6萬9028件刑事一審案件為例，符合裁判員審判的刑案僅有1090件，佔該年度1.6%。

雖然案件量不多，但在量刑方面，特定的刑案類別，與過往職業法官判決結果相比，出現明顯差異。

在傷害致死罪的刑案中，職業法官審判時期，有六成的量刑皆落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裁判員審判推行後，六成的案件，量刑提高分布在五年至九年的有期徒刑，有偏重的趨勢。

量刑偏重的變化，也可以在性犯罪相關的刑案中發生，在強制性交與強姦致死罪案件中，職業法官審判時期，半數案件落在5年以下至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來到裁判員制度時，七成的案件分布在7年以下至15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更加多元。

然而，在殺人既遂的案件卻展現不同趨勢。裁判員在殺人既遂罪量刑時，三年以下緩刑的比率提高——儘管量刑高點落在11年以下至19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整體而言，量刑較職業法官時期輕。

同樣地，在建物縱火罪中，三年以下緩刑從職業法官制的25%躍升至40%，五年以下徒刑則降低了一成，為統計中變化最大的罪刑。

同時，裁判員制度也更加重視犯罪者的教化。日本的保護觀察制度，是隱含教化、輔導的罪犯處理方式。內容包括暫緩執行刑罰，並受相關組織觀察、約束，防止再犯。裁判員制度上路後，裁定保護觀察的比例從過去的3成5，上升至5成5。可以見得，大眾加入刑事審理後，更願意對犯罪者提供嚴刑峻罰之外的更生協助，展現國民情感融入司法審理的參審制特色。

虐兒案從重量刑最高裁判所罕見撤銷原判

裁判員的量刑雖反映了民情，但也非完全沒有量刑爭議，日本2013年就曾出現裁判員量刑過重，遭最高裁判所撤銷判決的案例，裁判員制度的量刑難題浮上檯面。

根據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院第689號判決，2010年1月27日深夜，一歲八個月的女童遭父母毆打，頭部被用力撞擊地面，導致急性硬膜下血腫，送醫不治。檢察官當庭求處父母雙方各10年的有期徒刑，經裁判員一審宣判，二名被告各判15年有期徒刑。

裁判員認為，父母虐待兒童致死是危險且充滿惡意的行為，因此處以重刑。被告上訴至最高裁判所，審理後撤回原判，對二名被告改求處10年及8年有期徒刑。

職業法官判決比裁判員判決為輕，主因有二：首先，最高裁判所認為，一審裁判員的審判應該符合客觀、合理等原則。但一審判決中，裁判員以虐兒事件為社會所不能忍的原因，要求科以嚴苛刑罰。最高裁判所認為，裁判員以「社會風氣」為由大幅提升量刑，超過檢察官所求處的刑度，且不符合量刑檢索系統的量刑範圍。判決並不合理，也不具說服力，因此撤銷原判。

其次，最高裁判所法官也指出，擔任裁判官的職業法官應充分說明案件中的重要事實，讓裁判員能充分理解，但本案的裁判官並未善盡職責。

日本裁判員制，二、三審皆是由職業法官審理，為尊重裁判員的判決，除非一審中有程序瑕疵或是裁判員明顯失職，否則皆會尊重一審原判決。因此第689號案件的改判，實為罕見。參審制的優點在於將「民情」融入審理，提高司法民主化程度，但此一案也反映裁判員可能過度投入情緒的風險。

審理時間逐年升高裁判員辭退率亦攀升

除了量刑變化，案件審理的時間也出現改變。2009年、裁判員審理制度上路第一年，平均開庭時間為526.9分鐘，終局評議時間為397分鐘。但制度實施十年後，終局評議時間近乎翻倍，耗費778.3分鐘。

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根據考察經驗解釋，開庭時間變化不大，評議時間逐年升高，代表「評議」在審理過程中越來越重要。「評議的時候不充分，後面就是一個草率的判決，它一定是連動的。」評議時間拉長，反映出裁判員與職業法官花費更多時間做逐一爭點的討論，張永宏認為，審理時間變長，是裁判制度可預期的變化。

雖然案件性質、內容有差異，但裁判員審理耗時更長，是不爭的事實。若以歷年平均審理案件所需的總日數來看，數字直線上升，2009年僅需花費3.4日，但2018年卻得花上6.4日，對兼職的素人裁判員而言，稱得上是負擔。

2015年，被稱作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最後逃犯」的高橋克也在東京落網。1995年，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發動沙林毒氣襲擊，造成13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共犯高橋克也逃亡17年後遭逮，成為奧姆真理教恐怖分子中，唯一適用新法，以裁判員制度審理的罪犯。

全日本新聞網報導，為了這次的審判，東京地方裁判所破天荒從裁判員名冊中挑選了650名候選人，多數人相繼辭退，最終從86人中選出6名裁判員。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這次的審判也創下39次公判開庭的紀錄，該案裁判員的在職日共計113日，最終判處高橋克也無期徒刑。

參與審判的裁判員有家庭主婦、一般上班族，他們紛紛表示：「離開公司很長的時間，造成公司困擾」、「我是家庭主婦，要帶小孩，所以有相當程度的困難。」當遭遇重大刑案，裁判員往往得耗費超出預期的時間，參與審理。

翻開日本最高裁判所統計，裁判員制度實施的第一年，裁判員辭退率為53.1%，到了2018年，上升至67%。張永宏解釋，日本曾對裁判員高辭退率進行分析，除了審理時間變長之外，經濟不景氣與少子化都是原因。

雖然難以詳細分析每一位裁判員的辭退理由，裁判員是制度核心，近七成的辭退率是否能維持裁判員制度運作？為參審制度埋下隱憂。

台灣國民法官法，師法日本裁判員制度。日本這份「裁判員制度10年總結報告書」在在量刑與審理時間上，提供借鏡。讓未受專業訓練的平民參與審判，在合法、合理之外亦合乎民情所盼，固然能推動司法民主化更進一步，然而素人法官在刑期定罪判斷爭議，審理過程曠日廢時，以及是否也會有高辭退率現象，都是台灣正式實施國民法官制時，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在司法民主化、杜絕恐龍法官之虞，如何避免國民法官過度感情用事，以及妥善處理重大刑案審理的時間成本，值得深思。

國民法官法1》《國民法官法》通過，誰有資格舉起人民的法槌？

國民法官法2》國民法官怎審案？被風向吹著跑，還是被職業法官牽著走？

性犯罪案件量刑偏重 保護觀察處分增加

虐兒案從重量刑 最高裁判所罕見撤銷原判

審理時間逐年升高 裁判員辭退率亦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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