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輸在缺錢？這個誤會大了
今年二月，一篇《台灣電影為什麼輸韓國這麼多》在PTT電影版引起熱烈討論，有人歸結出資本不足、市場太小、外片壓制、人才外流等癥結。記者向北影總監李亞梅提出疑問，在產、官、學耕耘許久的李亞梅一針見血地說：「台灣電影的一個問題就是一窩蜂，鬼片紅了就拍鬼片，驚悚懸疑片紅了就拍驚悚懸疑片」，台灣電影人能嗅到商機，可惜抓到的卻是早已過期的口味。
但台灣電影沒錢拍出好作品嗎？這又是台灣電影另一個矛盾，李亞梅接掌北影之後，發現公部門對產業扶植有強大的影響力，文化部近年對電影補助也不遺餘力，「台灣電影大概是從頭補到腳的，從電影開發、優良劇本、電影製作，真的能補的都補了。」但預算充足與無法回收又是兩回事，一味評估票房能否回本，讓劇組一個算盤打了好幾個結，能省則省，成品也因此大打折扣。
「台灣一年在台北市上映的影片有800多部，台灣電影出來，不是跟一年40部、50部的台灣電影競爭，是跟全世界的電影競爭，觀眾只有一筆錢，這筆錢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台灣電影放到市場上，能夠不能夠滿足台灣觀眾的需求？」
爬梳台灣電影方向，信心從哪來？
台灣電影的疲弱與困境有解方嗎？李亞梅笑了笑，在她看來台灣電影從《海角七號》以後漸漸走下坡，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如果從世界電影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你會發現每個國家風起雲湧地出現『新電影運動』以後，差不多維持5到7年就結束了。」經歷2008年的《海角七號》以及2011年的《賽德克巴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之後，在李亞梅眼中，台灣電影發展又到了一個世代交替的時刻。
如今該是讓台灣電影「長」出新方向的時候，但從這兩年北影的參賽影片來看，李亞梅對台灣電影還是有一定的信心，她看到新導演玩出新意，「像今年的開幕片《無聲》，或是《逃出立法院》都能看到導演大膽地嘗試，」只看這股能量能否繼續成長茁壯。
今年起創「非常新人」 看重新秀演員發展潛力
「70年代台灣電影有明星制度，那個年代只要卡司一定下來，海外版權就賣出去了」，秦祥林、林青霞等人活躍在銀幕前，那是一個「導演拍一部片買一棟房」的年代。
但80年代「台灣新電影」潮流起來後，導演開始喜歡用業餘演員，以深焦、長鏡頭，拍攝寫實的題材，演員阿西（陳博正）在《孩子的大玩偶》中，穿著「三明治裝」落寞走向鏡頭的畫面，蔚為經典。
李亞梅那時擔任劇本開發，常和導演、製片討論卡司，但老是無法達成共識，資深的導演和製片常丟出一句話：「台灣的賣座影片就不是靠卡司啊，你跟我說哪一個影片的賣座是靠卡司？」到現在李亞梅也無法反駁這句話，但她認為如果不用卡司，就得保證劇本非常好看，能用口碑打動觀眾。
北影今年做了一件創舉，推出9位「掛保證」的非常新人，經過北影團隊評估有型、有戲、有發展潛力的演員，希望重現往年的明星制度。但金馬獎也有最佳新演員獎，北影推出的非常新人，又將與金馬獎的競逐有什麼差別？
「你有沒有注意到，金馬獎的最佳新演員最後都到哪兒去了？」曾任職金馬執委會的李亞梅一語道破，金馬獎最佳新演員「魔咒」，來自金馬獎看演技，或許演員將該劇本的角色詮釋很好，但戲路不一定廣；所以北影觀察了一兩年，從好幾部電影當中選出「非常新人」，看中他們的潛能可以突破劇本框架，演什麼像什麼。
那麼，怕不怕訓練出來的新演員被中國市場挖角？李亞梅分析，先不提近年兩岸關係不如以往，如今中國相關人才培育體制健全，市場早已趨近飽和，再者「去了又怎麼樣？就像好萊塢一樣，所有從業人員紅了以後一定要到那邊去，因為他們要去一個更寬廣的世界發揮，他可以學到更多。只是當台灣電影需要他的時候，他要不要回來，這個才是關鍵。」
新人輩出，只待檢視？
與李亞梅訪談的過程中，不難看出她對台灣電影的期待與熱情。
外行人看台北電影節，或許只關注競賽片得獎名單或影展觀摩片；內行人看台北電影節，卻看到許多一個個電影夢萌芽的可能。北影訓練影人的腳步從沒有閒下來，他們舉辦國際提案工作坊、製片工作坊，影帝影后座談，希望培訓更多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幾年來我看到一個現象，大家勇於開拓新的題材，但是要等著市場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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