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輸在缺錢?這個誤會大了

今年二月,一篇《台灣電影為什麼輸韓國這麼多》在PTT電影版引起熱烈討論,有人歸結出資本不足、市場太小、外片壓制、人才外流等癥結。記者向北影總監李亞梅提出疑問,在產、官、學耕耘許久的李亞梅一針見血地說:「台灣電影的一個問題就是一窩蜂,鬼片紅了就拍鬼片,驚悚懸疑片紅了就拍驚悚懸疑片」,台灣電影人能嗅到商機,可惜抓到的卻是早已過期的口味。

但台灣電影沒錢拍出好作品嗎?這又是台灣電影另一個矛盾,李亞梅接掌北影之後,發現公部門對產業扶植有強大的影響力,文化部近年對電影補助也不遺餘力,「台灣電影大概是從頭補到腳的,從電影開發、優良劇本、電影製作,真的能補的都補了。」但預算充足與無法回收又是兩回事,一味評估票房能否回本,讓劇組一個算盤打了好幾個結,能省則省,成品也因此大打折扣。

「台灣一年在台北市上映的影片有800多部,台灣電影出來,不是跟一年40部、50部的台灣電影競爭,是跟全世界的電影競爭,觀眾只有一筆錢,這筆錢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台灣電影放到市場上,能夠不能夠滿足台灣觀眾的需求?」

爬梳台灣電影方向,信心從哪來?

台灣電影的疲弱與困境有解方嗎?李亞梅笑了笑,在她看來台灣電影從《海角七號》以後漸漸走下坡,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如果從世界電影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你會發現每個國家風起雲湧地出現『新電影運動』以後,差不多維持5到7年就結束了。」經歷2008年的《海角七號》以及2011年的《賽德克巴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之後,在李亞梅眼中,台灣電影發展又到了一個世代交替的時刻。

如今該是讓台灣電影「長」出新方向的時候,但從這兩年北影的參賽影片來看,李亞梅對台灣電影還是有一定的信心,她看到新導演玩出新意,「像今年的開幕片《無聲》,或是《逃出立法院》都能看到導演大膽地嘗試,」只看這股能量能否繼續成長茁壯。

今年起創「非常新人」 看重新秀演員發展潛力

「70年代台灣電影有明星制度,那個年代只要卡司一定下來,海外版權就賣出去了」,秦祥林、林青霞等人活躍在銀幕前,那是一個「導演拍一部片買一棟房」的年代。

但80年代「台灣新電影」潮流起來後,導演開始喜歡用業餘演員,以深焦、長鏡頭,拍攝寫實的題材,演員阿西(陳博正)在《孩子的大玩偶》中,穿著「三明治裝」落寞走向鏡頭的畫面,蔚為經典。

李亞梅那時擔任劇本開發,常和導演、製片討論卡司,但老是無法達成共識,資深的導演和製片常丟出一句話:「台灣的賣座影片就不是靠卡司啊,你跟我說哪一個影片的賣座是靠卡司?」到現在李亞梅也無法反駁這句話,但她認為如果不用卡司,就得保證劇本非常好看,能用口碑打動觀眾。

北影今年做了一件創舉,推出9位「掛保證」的非常新人,經過北影團隊評估有型、有戲、有發展潛力的演員,希望重現往年的明星制度。但金馬獎也有最佳新演員獎,北影推出的非常新人,又將與金馬獎的競逐有什麼差別?

「你有沒有注意到,金馬獎的最佳新演員最後都到哪兒去了?」曾任職金馬執委會的李亞梅一語道破,金馬獎最佳新演員「魔咒」,來自金馬獎看演技,或許演員將該劇本的角色詮釋很好,但戲路不一定廣;所以北影觀察了一兩年,從好幾部電影當中選出「非常新人」,看中他們的潛能可以突破劇本框架,演什麼像什麼。

那麼,怕不怕訓練出來的新演員被中國市場挖角?李亞梅分析,先不提近年兩岸關係不如以往,如今中國相關人才培育體制健全,市場早已趨近飽和,再者「去了又怎麼樣?就像好萊塢一樣,所有從業人員紅了以後一定要到那邊去,因為他們要去一個更寬廣的世界發揮,他可以學到更多。只是當台灣電影需要他的時候,他要不要回來,這個才是關鍵。」

新人輩出,只待檢視?

與李亞梅訪談的過程中,不難看出她對台灣電影的期待與熱情。

外行人看台北電影節,或許只關注競賽片得獎名單或影展觀摩片;內行人看台北電影節,卻看到許多一個個電影夢萌芽的可能。北影訓練影人的腳步從沒有閒下來,他們舉辦國際提案工作坊、製片工作坊,影帝影后座談,希望培訓更多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幾年來我看到一個現象,大家勇於開拓新的題材,但是要等著市場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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