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在Dcard社群上，一篇《台大殺死了我》的文章引起廣泛關注，雖然文章的真實性後來成為輿論焦點，但這名學生因為罹患憂鬱症而致影響課業的狀況，甚或是部分大學生的共同經驗。
依衛福部2021年10月份公佈之全民健保申報資料分析，2019 年國人因精神疾患就醫約280萬人，其中25歲以下占12.5%；在同一年度的國人死因數據中，「自殺」是15到24歲青壯年族群死亡原因第2名，青年族群的心理健康狀況存在隱憂。
大學校園裡深受情緒困擾的學生不在少數，尋求校內諮商資源的學生也逐年增長，但是在與內心關卡抗衡的同時，許多人最終不得不中斷學習、離開校園，甚至再也回不到原先的生活軌道上。是什麼樣的原因，困住了這些本該充滿活力、開朗生活的青年，現階段的制度又能否牢牢接住每一位失落的人？
小魚的故事：與憂鬱症共處6年 求學之路兩度按下暫停鍵
「上大學之後，你可能會變得沒有歸屬感，過得不開心。」小魚今年就讀大二，卻比班上其他同學大了兩歲，她因為憂鬱症，在求學歷程中兩度按下暫停鍵，現在她努力維持在軌道上前進，希望完成學業、拿到文憑。
「一開始是發現自己變得很笨，後來才知道是生病了。」
小魚的憂鬱症病史長達6年，初次發病在高一要升上高二的暑假，當年她無論在課內外活動的表現都相當亮眼，不僅擔任校內英語話劇的編劇，也參與國際科展在半年內完成3萬字的論文，語言上更考過法文中高級和西班牙文初級的檢定，其餘時間還參與了樂團擔任低音大提琴手——上述的事項都是小魚在一年內所達成的，這還不包括原本課業的兼顧。
「那時候很病態，一個月睡不到100個小時，覺得休息是浪費時間。」小魚結束了幾乎沒有空檔的高一生活後，突然發現自己的狀態「不太對」，開始難以專注、記憶力下降，花了一整天卻發現一個單字也背不起來，尋求醫療幫助後才被確診罹患憂鬱症。
「那時候醫生說，吃藥只要6週就會好，但現在已經6年了。」而後小魚申請休學半年，並從私立高中轉往其他學校就讀。
回顧自己的病史，小魚坦言，罹患憂鬱症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課業壓力。上大學後，小魚發現就讀的科系不符興趣，人際關係上也感到缺乏歸屬感，「當你被放到不適合的位置上，你可能跟班上同學要去交流，也沒有那麼大的意願。」在學業與精神疾病的雙重壓力下，小魚再度選擇休學，一方面是休養，一方面也準備走上重考的路。
「我也不知道病好了的定義是什麼，好像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狀態。」小魚形容，自己生病前後像是「兩個世界」，「以前很多想追求的目標，現在覺得過好生活就很難了。」現在的她正學著與疾病共處，除了定期回診吃藥，課業上也盡量不缺席考試，希望把學業順利完成。
「很常會在狀況很糟的時候覺得，這世界上真的容不下自己。」6年來病情起起伏伏，狀況不好時小魚會失去活力、對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勁，她坦言很多人其實不太能理解憂鬱症患者，會認為他們只是「心情不好」、「懶惰」，因此也期許自己和他人都能更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感受，「讓他們知道有人理解你，其實你不孤單」。
大學生情緒困擾 生涯規劃、原生家庭與人際關係都是原因
事實上小魚的故事並非個案，P#新聞實驗室在3月份以匿名表單訪問10位大學生，他們都有確診身心疾病，求學之路也不盡然順遂，大部分都有休學、重考或轉學的經驗。其中有6位同學表示，自己罹患憂鬱症的原因主要來自課業壓力，或者上大學後感覺選系與志趣不符，導致焦慮與抑鬱的情緒接踵而來；其餘同學則提及，發病的原因來自於過去的人際關係或原生家庭，但最後都因病情而不得不中斷學習。
「很多人是因為生涯的探索，可能對於就讀科系或人生目標的追求有一些煩惱；再者，父母親友的期待也是困擾他們的原因之一。」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葉在庭指出，近幾年越來越多大學生帶著不同的煩惱敲門求助，前來諮商的學生主要以生涯探索為主，再者是人際關係和家庭議題。
「他們現在是18歲到20歲之間，是處在定位我是誰、未來要做什麼的階段。」葉在庭分析，學生在大學之後面對獨自生活，也開始去認識或釐清「自己是誰」，過程中可能會對生涯規劃有所思考，同時透過審視與家人或同儕的關係，來進一步探索自己的人格。
部分面臨到課業不適應或與志趣不符的學生，會考慮休學、重考的選項，但往往擔心「晚別人一年」或浪費時間，「很多同學在大一或大二的時候會開始思考要轉系或轉學，我覺得是好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反而才是最重要的。」葉在庭認為，每個人的步調時序都不同，不必強迫自己要跟他人步伐一致，但是思考生涯課題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只是有人很早就開始，也有些人在大學畢業之際、甚至出社會多年後才意識到問題。
諮商人數歷年增長 學生心理健康支援系統是否足夠？
走進高雄醫學大學的學生輔導中心，環境佈置得明亮溫馨，還擺放舒適的沙發供同學休憩。採訪這天向學輔中心商借其中一間諮商室作為訪談地點，這讓校方費了些心力，因為學生的諮商時段排得滿滿，即便現在實施遠距教學，諮商服務仍然不中斷，實在難有閒置空間。
「這幾年我們一開學，諮商時段就被學生訂光了，我們的空間都已經快沒辦法容納這樣子的量了。」高醫大專任心理師胡智淵形容，學生諮商時段常常一開放登記就被「秒殺」，在全台各大專院校幾乎都是同樣的狀況。
匿名表單訪問的答案也反映相近的現實情境：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了學校諮商要排隊久候的問題，然而不同學校情況不同，若學生在期中考後的高峰時段預約，可能就需要等待較久的時間，學生們短則等候一週，最長則有等到快一個學期，到了期末才能排到諮商。
各大學尋求諮商的人次有逐年增長的趨勢，這讓各校學輔中心的負擔越來越重。以台灣大學為例，根據校方公開統計資料，該校諮商人次從2019年開始突破萬人，校內聘有專業輔導人力62名，包括專任與兼任的心理師、社工師與醫師，以支應學生的大量需求。
根據《學生輔導法》規定，大專校院每1200名學生要配一名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輔導人員，然而隨著學生諮商需求的增長，校園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統恐怕不只是「達標」就足以應付。
「我們這邊有專任、兼任都有，兼任時數有足夠的話，可以換算成一個專任人力，這沒有不好，反而是相對彈性的作法。」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葉在庭指出，有些學校基於人事成本考量，可能不一定全部聘用專任心理師，其次兼任人員在排班調整上也會較有彈性，但一定都會符合規定。
*註：依照教育部規定，兼任專業輔導人員的服務時數一年累計達576小時，就可等同於一名專任人員的名額。
學校心理師不只做諮商 外務多往往「分身乏術」
其實多數學校基本上都有符合教育部「1:1200」的專業輔導人員配置，然而近年來呼籲調整專業輔導人員法定比例的聲音越來越多，原先訂定的標準恐怕已不符現狀，而專業輔導人員之所以「供不應求」，除了學生主動求援的頻率增加，也包括額外的行政工作負擔。
以高雄醫學大學為例，全校學生人數約有6500位，依法須聘請5位心理師，學校考量到醫學系學生需求增聘到6位，兼任心理師另有3到5位。不過高醫在110學年度的諮商數有超過2400人次，高峰時期一位心理師一週案量可能高達10到15位，這還不包括後續的追蹤業務和其他行政事務。
「學校心理師的工作不只有個案諮商與管理，還包括舉辦心理健康相關的活動，或是一些行政事項。」高醫大專任心理師胡智淵直言，這些工作都是學生心理輔導工作的一環，但確實會壓縮到進行諮商的量能，心理師或許會想要加開時段來服務更多學生，但無奈各個都「分身乏術」。
至於如何改善現況？胡智淵認為，若能進一步分工，增聘其他人員處理活動與行政庶務，讓心理師專注在輔導諮商工作，或許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除了專輔人員業務負擔大，部分學校心理師流動率也相對高，這樣的現象讓仰賴與個案長期配合的諮商服務大打折扣。高雄醫學大學學輔中心主任彭武德表示，高醫目前6位心理師都是專任，比較沒有人員不穩定的問題，「但我知道有些學校心理師的流動率還滿高的，留不住的話，服務量能就上不來，品質也比較不好管控。」
彭武德表示，就現實條件而言，學校心理師的薪資最低有落在3萬7千元上下，條件比在校外擔任行動心理師還要差；加上各校對心理師的重視程度不一，有些心理師還必須負擔大量行政核銷工作，無法專心在諮商服務上，這些都可能是心理師「留不住」的原因。
《三級輔導》層層防護 仍可能「接不住」個案
近年一再發生年輕學子輕生事件，當前制度築起的心理健康安全網，是否能夠做到不漏接？目前各校以《三級輔導》機制做為方針，以學生情況的「緩急程度」作區分，進行不同程度的輔導關懷。
「通常第一級會希望服務到百分之80的學生，就是讓大部分人都能安心上學讀書，透過辦理活動、講座來輔助；第二級大概是百分之15，這部分輔導室會開始去介入；最後真的到三級的部分，必要情況下會請專業的醫療資源協助。」彭武德表示，透過分層負責，就是希望將資源做到最佳運用，照顧到每一位有需求的學生。
多年前彭武德剛上任學輔中心主任第10天，就遇到學生自殺離世，而當時這位學生已由輔導中心協助關懷了5年。「輔導不是萬能，但就是盡量做到萬能。」他坦言，輔導工作不排除會有「接不住」的失敗案例，但在現有資源下能做到的部分，一定會全力協助，「尤其是高風險個案，一定要做到主動關懷，大部分學校也會定期開會，追蹤高風險名單上同學的狀況。」
隨著學生自傷事件一再重演，喚起社會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視，但現階段資源是否足夠應付逐年增長的需求？制度上建立起的安全網，又能否支撐住每位陷於情緒困擾的學生？這些問題在當下看來，依舊是尚有討論空間且無法迴避的議題，只期日後經過補強完善，能夠牢牢接起每一位失落的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