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行前幾天,士賢(化名)特地查了過去幾天當地的疫情消息新聞:近兩個星期印度皆維持在 3 例確診,無新增病例,且距離自己落地的位址兩千多公里。


為保險起見,他仍然備妥幾套 N95 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行李箱中帶著成疊不織布口罩,士賢的母親還為他再多車縫一層不織布加強防護。不過他還是生病了。


「我體質本來就這樣,咳嗽、流鼻水的症狀一年出現七八次都算正常。」


這不是士賢第一次到印度,也不是他第一次找客戶的駐廠醫師看病拿藥,當地醫師手上有他在印度的完整就診紀錄,因此即便他出現感冒症狀,也沒有多疑。然而拿完藥後的那天下午,工廠突然開進一輛救護車把他載進醫院。

無預警上救護車 四小時就診變四天隔離

「他們完全沒有解釋,我也不知道他們把我通報給印度政府,我連回去拿盥洗衣物的時間都沒有,就把我鎖進去了。」


更糟的是,原本院方告訴士賢,進醫院檢查三四個小時後就可以回去,殊不知,他一待就是四天。

姓名醫院全都露 媒體偷拍「宣判」發燒

正當他還在醫院做檢查,且不知道未來四天將被留在這裡時,媒體聞風而至,在未經士賢同意下,直闖隔離病房數次偷拍。


莫此為甚,士賢在醫院每天測量體溫都是36度多,但當士賢翻開報紙,都會發現自己「被發燒了」,「Taiwanese」、「Coronavirus」亦變成士賢被印度媒體介紹認識的關鍵字。

醫師護士也加入偷拍行列

「我的客人高層來拍照、醫院主治醫師來也拍、醫院總醫師來也拍,客戶公司醫師來也拍,說要回報給上頭,連院內護士在送藥時,也會拿起手機偷拍。」當他篩檢報告呈現陰性,準備離開病房的那天,都看到醫院外頭有電視台SNG車在堵人訪問。


難道醫院都沒有制止嗎?


「我看當下醫院根本是歡迎他們的吧,醫生還接受他們採訪。」回憶起那段被隔離的日子,士賢苦笑地說,自己可以理解發現第一起華人疑似病例總會引發好奇,不過這樣的「烏龍」經驗確實讓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再也受不了媒體闖進病房偷拍,士賢要求院方將病房外的走道圍住,並寫告示牌禁止媒體入內。
再也受不了媒體闖進病房偷拍,士賢要求院方將病房外的走道圍住,並寫告示牌禁止媒體入內。

設備簡陋 靠「愛的迫降」解悶

事實上,在隔離病房中還住著兩位疑似病例,然而他們沒有戴口罩,只用圍巾當作掩護。士賢形容起當地的環境:「那邊設備滿老舊的,沒有紗窗,蚊子一直飛進來,空氣是流通的。」他原本想請客戶幫他換個地方隔離,後來想想另一間有隔離病房的醫院在幾百公里之外,自己人生地不熟,情況也不會好到哪去。

對陌生環境與醫療體系感到不信任的士賢,基本上依靠客戶接應他的生活。客戶為他買了許多瓶裝水、張羅三餐,甚至買了一台液晶電視讓士賢看韓劇《愛的迫降》解悶。回想起那天在印度隔離病房收到電視的場景,士賢無奈地用台語說:「阿係擱欲我住多久?」

士賢在病房內用客戶送來全新的螢幕,追韓劇《愛的迫降》。
士賢在病房內用客戶送來全新的螢幕,追韓劇《愛的迫降》。

結果呈陰性仍被留院 動用人脈得以脫身

第四天一早,士賢終於等到好消息:檢測結果為陰性。士賢等著正式通知出院,卻苦等不到消息,院方的態度曖昧不明,始終不願正面回答自己能否出院。


「我一定要從壞處想,像第一天說三四個小時就可以回去,結果我就待了四天;明明我沒發燒或其他症狀,卻被醫生自行通報為疑似病例。」


眼見院方依然沒說清楚明確的SOP或續留時間,士賢再也受不了,決定自行透過人脈聯繫到我國外交部官員,請對方聯繫我國駐清奈大使,直接與印度協調,雙方開會開到當天晚上六七點,才達成協議放人。


「那天跟逃難般地離開,」士賢喃喃地說,那天客戶還特地換車,帶著他躲開醫院外駐守的SNG車,「就像在躲狗仔一樣。」


離開了醫院,噩夢卻還沒結束,同行的台灣人也都因為士賢的狀況而提早回國,只留下士賢自己一個人等待兩天後的班機,然而他的噩夢卻還沒結束。


在隔離期間,與自己有關的新聞鋪天蓋地而來,回到飯店後,原本和藹可親的送餐員,變得時時刻刻謹慎地與自己保持距離,常常感受到異樣眼光投射而來,這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種感覺很差,真的很差,真的覺得夠了。」


降落台灣的那一刻,士賢說自己心中的大石頭終於放下來,忍不住哭了。他回台第一件事就是去醫院看醫生檢查病情,也自主進行居家隔離、與妻兒分居。「我孩子還小,謹慎一些,也好安自己與家人的心。」


隨著全球疫情擴散與此次印度行落幕,士賢表示自己短期之內不會再考慮去印度,點開士賢的臉書,他為這次的印度之旅註解為 ——「Four days nightmare in India.(在印度的四日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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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篇|疫情來時,我剛離開中國。

上海篇|封閉以上,封城未滿,緩緩復甦,雲端在汲。

上海篇|這一年,也是疫年。

義大利篇|我在佛羅倫斯,經歷世紀之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