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在台灣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2019年《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更掀起一波討論熱潮，關注焦點從死刑犯擴及犯人家屬。2020年第4屆人權影展《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選出3位死刑犯與家屬的故事，3個故事表現出3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期待、放棄，與不知所措。
2014年鄭捷在台北捷運車廂內隨機殺人，導致4人死亡、24人輕重傷，遭最高法院判處4個死刑、144年又6個月的有期徒刑。導演李家驊將鄭捷家屬出面下跪道歉的3分鐘影片，完整放進電影中。不同於電視短短幾秒鐘，鄭捷家屬下跪的完整片段，重重地衝擊李家驊，「我真的很想做一個提問：在這個制度（死刑）下，台灣到底得到什麼？」
李家驊投入司法相關議題的拍攝將近10年，他對死刑的態度從「堅決支持」到「反對」，過程中他找了40、50個死刑犯家屬訪問，屢遭拒絕。最後用3個死刑犯與家屬的故事，拍出《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希望喚起觀眾對人權的重視，這部片也入選今年第4屆人權影展。
從專注「轉型正義」擴及「國際人權」
台灣的影展數不勝數，主題各異，其中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的「人權影展」起源於2017年台灣解嚴30週年，與其他影展相比相對年輕。雖然人權影展起步較晚，野心卻不小，他們希望透過影像的力量，回應人權議題，同時兼顧社會、教育現場的需求。
今年適逢武漢肺炎疫期橫掃全球，再加上人權館呼應國際博物館「多元與包容」的主題，第4屆人權影展選片增加了「醫療人權」類目，也聚焦在「國際移動」與「轉型正義」等議題。
但只靠播放電影讓人權議題發酵，人權館也知道是件「不可能的任務」。人權館專案助理何友倫坦言，「當初策畫人權影展的用意，是希望透過比較親民的方式，拋出議題讓民眾接觸，再帶起討論。」為此，人權影展手冊跟其他影展也有點不一樣，除了簡介電影內容，更寫出電影裡頭的人權意涵。
人權影展更希望在影展之外，串聯全台灣聚落，讓人權議題擁有更多討論空間。
看電影聊人權有技巧 工作坊開班授課
「聚落串聯」計畫起源於國家電影中心修復老片並展開巡迴播放計畫，人權影展吸收這個概念，邀請各界對人權電影有興趣的單位，透過2天1夜的工作坊，學習如何「看見」人權議題。
先由專家導讀電影開始，請工作坊參與者從最有感覺的角色切入，梳理電影處理的課題、電影與現實社會的關係。以《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為例，參與工作坊的人需要輪流扮演死刑犯、媽媽、律師、法官等角色，試圖了解當事者的心理樣貌，學習「討論」人權。
本屆人權影展計畫主持人蔡雨辰表示：「以往的做法可能是人權館寄影片給想播放影片的單位，供他們播放，然後就沒有下文。」但這次，他們希望將NGO、咖啡廳、學校老師、家長、學生等對人權電影有興趣的聚落串聯起來，讓討論的量能可以一直持續。
「從電影看到人權議題」與「從電影人權議題帶起討論」有很大一段落差，人權影展希望工作坊培養出種子教師，讓人權的討論不會因為電影落幕而結束。
「（人權討論）不知道能維持多久，但只要撒出去10個，有3、4個持續在做，我覺得就算成功。」今年是何友倫第2次扛下人權影展的重擔，他期許人權影展能在各地種下教育種子，讓更多人關注人權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