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當法官，厚厚的起訴卷證也得全看完嗎？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64條，檢察官起訴時，必須將卷宗與證物一併送交到法院，法官會在開庭前事先閱讀卷宗。但《國民法官法》上路後，兼職的國民法官在工作、生活之餘，還要花時間閱讀卷宗，先不論有沒有辦法理解內容，要看完本身就是一件難事。

（製圖／董容慈）

法案草擬時，卷證不併送便是由司法院首任發言人張永宏提出，目的是為了避免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的資訊不對等。他坦言，「（國民法官）獲選之後馬上就上法庭了，也不可能拿卷給他看，他不是專業人士，他也看不懂」。

他舉前科表為例，在審理案件時，前科的「價值」首先在於確定是否構成累犯？其次則是確定是不是有重複審判、重複起訴的問題，第三個是去確定該案是否和其他罪構成連續犯。「我看過最高的有一百多頁的前科，如果是沒經驗的人，光看前科表就看一整晚了，後面（其他卷證）也沒看到，其實意義就不大。」張永宏說道。

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在《國民法官法》草案擬定時，提出卷證不併送的改革方向。（圖／徐浩一攝）

曾擔任鄭捷辯護律師的林俊宏也指出，過去卷證併送的缺點在於「預斷」。他解釋，「檢察官會起訴，代表這些資料的方向都是認定被告有罪，所以法官第一時間看完卷，看完檢察官為何起訴被告的這些卷證後，大部分的人大概心證都會覺得他（被告）大概是有罪的。」

國民參與審判更重視讓人證、物證說話

讓法官形成有罪心證，是過去卷證併送制度最為人詬病之處。國民法官實務上無法閱卷，反而促成「起訴狀一本」的直接審理主義，也就是說，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開庭時法官們只會得到一張簡述起訴事實的文件。張永宏認為，這樣的改變將反映在法庭，除了書證筆錄之外，人證物證也將成為審判時重要的依據。 

「檢察官透過出證的程序，讓審理的法官，不管是職業法官或是國民法官，一步一步的看到，這樣去建構他們對案件的理解、事實的理解。」林俊宏一語道出《國民法官法》下的法庭可能樣態。當卷證不事先送進法官辦公室，證據、事實的呈現都得靠法庭上的活動來展現，在審判者都沒有事先「預習」的狀態下，檢辯雙方得更重視詰問技巧，這也間接影響證據型態。

 張永宏表示，「以前書證好像很重要，筆錄、文書是書證，但以後可能是人證、物證很重要。」他認為，法官、檢察官、律師將會更重視交互詰問的技巧，以及如何呈現物證。 

不過重大刑案的證據可能包含凶器、屍檢照片，一般國民承受得了嗎？張永宏坦言，過去日本曾發生裁判員受到心靈創傷，最後請求國賠的案例。目前司法院仍在研擬較血腥或具衝擊性的證據該如何呈現，但會傾向讓國民法官情緒不受到太大衝擊。

該如何忠實呈現物證，又顧及國民法官情緒，有待司法院研擬。圖為蔡學良槍擊死亡案解剖示意圖。（圖／公視資料帶）

但張永宏也指出新制度將造成兩難，「對檢察官而言，他會不希望，因為他希望你強調被害人受傷的慘烈，來爭取她說服這些國民法官；但是對於律師來說，他會希望這種東西淡化處理。」

他進一步解釋，未來如果要長期停佇在某個畫面，就黑白或是縮小處理。相反的，如果只是一閃而過，也許可以原物呈現，畢竟物證的「原始性」非常重要。

但仰賴人證物證，當面臨證人翻供，是否會對審判產生風險？律師林俊宏則認為風險不大，「因為檢辯雙方都會碰到一樣的風險。」他認為，證人在訪談時說一套，在法庭上又說另一套，這樣的問題本就該透過交互詰問來處理。「不管是過去或是《國民法官法》，我們設計交互詰問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交互詰問制度，做為發現真實的一個合理操作模式。」

針對法庭證據型態的轉變，前新北、澎湖地院檢察官的吳忻穎則提出不同看法。目前她正在德國哥廷根大學鑽研刑事訴訟法，從學理研究的觀點，她擔心法庭將出現表演式、煽情式的公訴表現。「檢察官在檢察學上是法律守門員，他不是被告的敵人，他不是美國電影或影集裡的演員，當檢察官出現表演式的行為求定罪，是會有問題的。」

不過，律師林俊宏從實務面思考，法庭攻防會增加表演性是事實，但程度不至於太誇張，「評議或是討論的過程，不是只有素人，他也包括職業法官，所以在這個層面的風險，大概可以被某程度控制。」但這也反映輿論對於《國民法官法》的另一項質疑——「職業法官引導國民法官」。

評議完即宣判降低心證被「汙染」的可能

《國民法官法》另一項新的變革是判決時間縮短。在《刑事訴訟法》中，如果是獨任審判的案件，法官在終結辯論後14天內必須宣誓判決。

（製圖／董容慈）

但未來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當終局評議結束後，就要立即宣示判決。張永宏解釋，評議後即判決其實也是與實務妥協的結果。「評議當下，大家還是在一個無菌的空間當中。但是評議之後如果拖很久才宣判，有人（國民法官）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壓力。」這裡的壓力，包含媒體、親友，甚至是社會輿論的影響。

「他可能沒告訴你他是承審法官，但他每天都在接收媒體報導，或者他周遭的同事、鄰人。有時候人都會有從眾效應，他就覺得，我要去跟（職業）法官講，上次的審判結果我要改。」張永宏說道。

司法院曾多次模擬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圖為模擬庭審結束後的評議過程。（圖／公視資料畫面）

為了避免國民法官的心證受到汙染，而採取終審後即判決的方式，但過去職業法官在十四天內提出判決，難道就不會有被「汙染」的風險嗎？張永宏以曾任法官經驗回應：「我自己在當法官的時候其實也有這種經驗，我們評議完、回去看卷之後，就要求重新評議，因為我看完卷後，想法又不同了。」張永宏坦言，這並非好現象，其實違背了「心證要在法庭上形成」的要求。

林俊宏也表示，過去常常在庭審結束後，判決結果卻出乎意料地翻盤。「法院審理的時候發現，法官好像對我們很有利、心證很好，寫一寫就寫出不一樣。他可能在辦公室寫，覺得哪裡又不對，這樣的問題有時候被告會被突襲。」他認為法官在法庭外形成心證，被告缺乏答辯的機會，如果不慎遇到法官「腦補」，那判決結果就會有風險。

既然《國民法官法》目標要加速宣判，那該如何守護判決品質？關鍵在「終局評議」，張永宏認為：「如何避免時間壓力下的草率判決？就是把評議做好。」，但這個環節也是目前《國民法官法》最為人詬病之處。

當「我都這樣判」的權威影響審判結果

終局評議，指的是法庭在雙方辯論結束後，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就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刑共同討論、表決的環節。基於「評議秘密」原則，終局評議過程只有三位職業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能參與，且過程沒有錄音、錄影，形同密室。

輿論質疑，職業法官是否會以身分、經驗權威，引導國民法官判決？在評議密室中，國民法官是否會被三位職業法官牽著鼻子走，成為沒有主見的魁儡？

律師林俊宏參與過多場國民法官的模擬法庭，他坦言職業法官引導國民法官的情形，「每一場都有」。

他提到，在模擬法庭中，即使事證尚未出現，職業法官只要一說話，國民法官的態度就會有所轉變。「他們只要說，我過去法院都怎麼判，那很多人聽過去法院這樣判，那我就這樣判。其實這是一個人性，這是很正常的狀態。」林俊宏說道。

律師林俊宏擔心職業法官的權威，可能引導國民法官作出判決。（圖／公視資料畫面）

林俊宏也提到，模擬法庭的評議過程是公開的，所以能夠發現職業法官「有在克制」引導國民法官。未來評議過程將秘密進行，任誰都無法知道評議過程是否有被主導的可能。能夠用制度去防堵職業法官的權威引導效果嗎？林俊宏並不樂觀，「大概只能透過我們的（職業）法官能夠克制自己。」

從上述的起訴狀一本、評議即判決等制度上兩大變革，可看見《國民法官法》相當程度影響了法官的實務作業。張永宏解釋，「以前（法官）的工作配比是寫判決大於開庭，大於閱卷。以後會發現，開庭遠大於閱卷，遠大於寫判決，甚至閱卷這件事情已經幾乎不存在了。」

距離制度上路還有三年，各方該如何適應變革，有賴司法院與檢審辯三方，甚至是民眾進行溝通與素養教育。

專審重大刑案國民法官會被「風向」帶著走嗎？

除了有被職業法官意見引導的可能，「輿論風向」是否也會動搖國民法官的心證？新聞報導鉅細靡遺陳述案件細節，名嘴網紅仔細模擬分析兇手作案動機，每當重大刑案發生時，以上的操作充斥電視及網路，檢方「偵查不公開」的原則形同虛設。未來《國民法官法》專審重大刑事案件，國民法官是否可能被左右？

張永宏認為，重大刑案遭媒體渲染的問題，各國也都長期面臨這樣的困境，目前法案傾向以「選任國民法官」的流程，來排除已有定見或是主觀意識太強烈的人選。《國民法官法》第一章第三條明定：國民法官之選任，應避免選任帶有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有其他不當行為之人擔任。

根據《國民法官法》規定，每年9月1日，地方法院要先估算該年度所需的備選國民法官數量，並通知各直轄縣市政府從符合資格的人選中隨機抽選並造冊，即「國民法官初選名冊」。這本名冊將送交地方法院備存，以利後續的選任。

各地方法院則要設置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成員包含地方法院法官一人、該地方法院對應的檢察署檢察官、該地方法院轄區內民政局（處）長、該地方法院轄區內律師公會推薦律師代表一人、該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一人。

這些人將審查國民法官資格，建立「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在審判開始前，法院將從這本名冊中以隨機抽選的方式選出該案的國民法官。

林俊宏以過往選任模擬法庭國民法官的經驗說明，「有些基本的原則我們會過濾，像是比較具有權威影響的人，我們通常會優先把他拒卻掉。」

國民法官仍需經過揀選，這是否違反公正原則？林俊宏認為，「選任基本上是隨機抽到一個pool裡面，檢辯雙方去做拒卻，我們想法上是把最不適合的人排除掉，剩下的人再隨機抽，最後真正剩下幾個人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倒覺得還好，本來就要去排除一些不適合的人。」選任小組也涵蓋檢、審、辯以及民間代表，各方立場皆備。

他舉例，記者就曾在模擬法庭中被他拒卻，「他可能會說，我之前採訪過什麼案子，我的經驗大概是什麼，其他的國民法官大概就很容易跟著走。」避免有權威影響或是特殊專業的人成為國民法官，目的是降低過度影響結果的人選。因此，受輿論影響過激的民眾，也有可能在選任過程中淘汰，以降低情緒審判的風險。

透過選任機制來降低輿論影響國民法官的風險，張永宏對此抱持樂觀，「與其擔心輿論媒體會不會操作到讓這些人完全不能夠公正審判，我覺得這太輕忽審判實質呈現雙方證據之後，讓你做一個客觀判斷的價值。」

當審判結果不符期待是否也會有「恐龍國民法官」？

若判決不符合社會期待「一命償一命」，未來是否會從「恐龍法官」變成「一群恐龍國民法官」？國民一同審判的結果，就必然符合輿論期待嗎？

內湖女童割頸案全案定讞，兇手王景玉被判處無期徒刑，網上不乏民眾謾罵。（圖／公視新聞網臉書粉絲專頁）

109年4月15日，內湖女童割頸案全案定讞，兇手王景玉被判處無期徒刑，網上一片譁然。公視新聞網的新聞連結下，不乏「台灣殺人沒死刑」、「下一個受害者誰負責？判無期徒刑的法官嗎？」等言論。當民眾憤慨為何殺人可以不償命，《國民法官法》上路後，類似的案件判決能符合民意嗎？ 

「當你真正坐在法庭上，決定這個人要不要判決死刑的時候，那個壓力應該是不一樣。」林俊宏說道。曾為多次重大刑案辯護，包含鄭捷捷運隨機殺人案、新店隨機殺人案等死刑案件，林俊宏坦言會擔心死刑判決比例會上升，但他也從模擬法庭中觀察到，當國民法官承審死刑案件，真正要做出死刑判決時仍會面臨掙扎，也更謹慎。曾有模擬法庭的國民法官向林俊宏說：「這個好像是決定一個人後面一輩子，或是下半輩子的事情。」當國民坐上審判的位置，心境也有所轉變。

前新北、澎湖地院檢察官吳忻穎分享，在澎湖地院曾有一起試行參審的模擬法庭，審理案件長期受暴的婦女遭先生以棍棒、菜刀猛烈並持續攻擊，送醫一度病危。這件案件原判決是認定殺人未遂，但同樣案件拿來做為國民法官模擬案例，參與的國民法官都是當地鄉親，他們認為先生傷害太太是因為喝醉，先生怎麼可能會有殺太太的故意呢？（國民法官無法理解刑法「間接故意」的意義），所以認為只有傷害的故意，沒有殺人故意，最後婦女在家庭因素下撤回告訴，因此變成「不受理判決」。

此案的結果不盡然受民眾認可，法庭上所見的證據、被告的陳述、國民法官的身分背景皆有可能影響判決結果，但審理的過程都是法庭外民眾、網民所不知道的。國民走進法庭後，如果仍舊做出大眾不能接受的判決，民眾能欣然接受嗎？

吳忻穎引用《靈魂不歸法律管》一書中「人生有多難，量刑就有多難」，來說明過去職業法官面臨量刑的難處。當連職業法官都覺得困難的量刑落在國民法官身上時，嚴刑峻罰恐怕不是最後的結局。

張永宏認為，國民參與審判的積極意義在於普羅大眾的意見進入法院；消極意義其實就是讓國民法官認同法院的運作方式。他說：「必須要是最殘暴之罪才能判死刑，但這些東西一般民眾沒有來接觸法律是不知道的。等到他真正進來（法庭）之後，也許他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規定。」

國民參與審判的終極目標是司法透明化，讓民情進入法庭，也讓法理植入人心，而非僅是讓量刑完全往輿論傾倒。

人民參與審判　人民、政府都準備好了嗎？

司法院8月12日舉行《國民法官法》公布記者會，司法院長許宗力認為該法是我國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圖／徐浩一攝）

距離《國民法官法》上路還有三年，條文中對於過去《刑事訴訟法》有多處變革，具體的操作方式仍待司法院與檢、審、辯三方與民眾共同努力。

張永宏認為，擔任國民法官本就不是一件樂事，它會讓你犧牲掉一些東西，但是如果絕大多數人都能接受到這樣的公民義務，那公民社會才會有形塑的一天。他強調，「讓民眾實際參與真正的公共議題，包含審判，才能讓思考公民議題的思維更全面。」

該如何讓民眾理解「國民法官」的實質意義，以及這是一項「義務」，而非扮家家酒式的改革，更不是職業法官的橡皮圖章，仍需要更多法律素養教育來喚起民眾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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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完即宣判 降低心證被「汙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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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審判結果不符期待 是否也會有「恐龍國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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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審重大刑案國民法官會被「風向」帶著走嗎？

當審判結果不符期待是否也會有「恐龍國民法官」？

人民參與審判　人民、政府都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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