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怎麼做，媽媽都不滿意⋯⋯」耕莘醫院的諮商室裡，女孩向臨床心理師劉南琦娓娓道來自己和母親的衝突與伴隨的巨大壓力。
這不是劉南琦第一次處理母女關係中的傷痕，當個案帶著不同的問題前來諮商，隨著她們緩緩道出自己的成長經驗，劉南琦發現，許多親密關係與心理問題都要追溯回破碎的母女關係，這也成為台灣女性共同的、根本的創傷。
「好女兒」是好媽媽的教養成就
劉南琦回想起過去選填大學志願時，母親認為最棒的工作就是公務員或老師，最好另一半也是。但她非但沒有從母命念師專，後來也和考上公務員的男友分手。「她那時候的反應讓我現在想到都非常震撼，她對我大為震怒，要我去跟前男友道歉，完全不想問我們為什麼分手。」劉南琦苦笑地說：「也因為那一段讓我跟我媽媽有很大的裂痕。」
後來劉南琦嘗試拼湊母親的生命經驗，聽她說年輕時為了照顧家庭放棄學業，也放棄了當老師的夢想。因此將期待放在劉南琦身上，希望女兒成為老師或公務員，或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這樣的人，「她常說自己初中的成績非常好，其實是可以唸高中的⋯⋯我知道那是她的遺憾，也覺得如果女孩子嫁給這樣的角色，也許就不用像她跟我爸吃這麼多的苦。」
劉南琦認為，女性被傳統社會的「母親」角色制約，她們普遍抱持犧牲奉獻的精神，為子女張羅人生大小事，卻又感到不快樂，因此轉而透過養育理想中的「好女兒」，來定義自己是個「好媽媽」。
在這樣的過程中，母女間的控制關係就會加深。劉南琦觀察，許多台灣母親會有一套對社會價值的理解，例如一個女孩學業上應該達到哪些標準、該做什麼樣的工作、未來理想對象應該有哪些形象等。當女兒的表現無法符合這套價值，母女間就開始出現衝突與磨損。
在東方社會，人際與家庭關係較為緊密，情感的綑綁會讓孩子難以擁有足夠的行動力去脫離原生家庭，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這才讓女兒們難以切割，不斷追求母親的肯定，卻因為無法達成期待而受傷，還需要承接對方的失望眼神與情緒勒索。
父職失能 母職扛家庭關係內多重壓力
根據劉南琦的觀察，母親的角色之所以有許多無奈與委屈，多源自於有一個事不關己的父親。在台灣許多家庭中，若母女、母子關係不良，父親都會有共同的特色：父親本身不一定無能，但在父職上是失能的。
劉南琦以自己在醫院看診的觀察，十個帶孩子來看病的家長，有八、九個都是媽媽。許多父親理所當然地將教養責任丟給母親、抽離孩子的教養過程，不僅加重母親的負荷，也讓他們在親子關係破損時得以規避責任，甚至指責另一半。
不良親子關係背後，很高的比例反應出不良的夫妻關係。劉南琦說明，家庭關係相互綑綁、環環相扣，有些夫妻的婚姻品質本身就不穩定，甚至常有衝突，感情上的損耗為母親堆疊更多負面情緒，當這些情緒轉嫁到孩子身上，就會壓垮整個家庭的關係。
「我自己也身為人母，我覺得母親也有很多委屈，當這部分沒有被看見、被照顧，那她帶出來的親子關係品質如何就會非常清楚。」劉南琦認為，夫妻與親子關係一但出現問題，家庭中的每個成年人都責無旁貸。
在家庭共業中摸索自我的女兒
「那妳自己想當怎樣的媽媽？」「我想要當的樣子⋯⋯絕對不要像我媽那樣！」劉南琦語帶興味地說起看診時很常出現的問答。她認為，在受傷的過程中，女兒們都很努力避免重蹈媽媽的覆轍、努力擺脫傳統社會對「母親」的定義，走出自己的樣子。
劉南琦建議女兒們應先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在檢視關係的過程中覺察是自己的問題，抑或是「父母自己的問題影響到了我，我只是被情緒宣洩的人，並非我有問題」。
另外，即便不斷接收負面情緒，也要認知到「自己有不承接情緒垃圾的選擇」，為自己設置一個付出的停損點，而非為了遵從傳統社會文化所定義的「孝順」將自己磨損得體無完膚。
「我想很多人一談到孝順這兩個字，應該完全都是社會的價值、傳統文化，或是父母灌輸給我們的，」劉南琦提到，當時空背景、社會氛圍、人際互動都不同於以往，作為子女的我們是否有重新思考適合自身家庭的『孝順』到底是什麼？
於是她主張，在一份不完整、衝突的親子關係中，不需要刻意去談原諒或和解。因為原諒與和解需要奠基在雙方的共識上，當一方不將親子關係視為急迫的問題，那另一方的嘗試都是事倍功半。
「那如果雙方達不到共識的情況下，我們該怎麼辦？也只能讓自己去理解母親為什麼這樣想、為什麼不完美的原因，理解之後在情緒上就會得到一些緩解，因為你有更多方的認知，也比較能夠放下，這是我覺得現在子女比較能夠做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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