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的樂樂仔細地清潔居家環境，與平常人生活沒兩樣，心裡卻藏著一段不堪回首的秘密。「大約是16、17歲的時候，我爸找叔叔阿伯來家裡喝酒，那時候喝完了，就叫我出去買。」

當時外面下著大雨，其中一位喝到半茫的叔叔就主動說要陪她去，不料半路上她卻被拖到陸橋的地下室上下其手。「就是他的手有伸進來亂摸我的上半身，然後還強行要脫我褲子，但我一直拉住、一直大叫，剛好那時有路人經過問是誰在喊救命，我才能趁機爬起來逃走。」

淋著大雨跑回家的她全身溼透，但喝醉的爸爸沒發現她的異樣，只關心「酒呢？」，樂樂丟下一句「叔叔等一下就會買回來。」後，直接跑進去房間。

「我很難過，也很驚恐，還有很多講不出來的情緒，我覺得自己很髒，然後就一直躲在房間哭。」事發後的一個多禮拜，她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關在房間，原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對方卻打電話威脅她。

「叔叔叫我去他家，還威脅說，『如果想讓你爸知道，我對你幹嘛的話，那你就不要來。』」樂樂擔心叔叔亂講話，掛掉電話就衝去他家，然後就被拖到房間去，「我有跟他說不要這樣子，然後是他爸進來說，『你幹嘛把別人女兒帶到你房間，妹妹你趕快回家。』」

短短2個禮拜內，就險些被性侵2次，但她卻沒跟家裡的任何人透露過。「因為我怕之後會變成是我的錯，可能我爸會覺得，我是想騙人家的錢，所以才惡意去詆毀人家。」

但這2次的性侵未遂，她覺得不能讓事態繼續發展下去，幾天後，她走出房間，跨縣市報警，為自己爭取正義。「就是想通了，我這樣又不是我的錯，是他自己做錯事情，就應該要讓他承認做錯那些事。」

由於不想再見到對方，她請警察協助出庭，並要求不要通知家人，之後她從警方口中得知，叔叔被判刑了。「隔年6、7月，他又去性侵未遂一個13歲的小孩，連同我的案件一起受理，最後他被判3年，但因為表現良好，所以只關了一年半就出來。」

轉眼間，15年過去了，她不斷的修復自已，慢慢與自己的過往和解。「算有放下這件事，因為家裡的人也一個一個倒了，倒到後面真的是......，就是跟自己說，人沒有過不去的坎，是要不要跟自己過得去或過不去而已。」

雖然傷口結痂癒合，但疤痕仍留在那。

事實上，根據衛福部近10年數據顯示，每年近萬件的性侵案中，有6成受害者是未成年，而且每100位被害人中，就有3位是0到6歲的兒童。

而且2020年前，兒童性侵害約7成5是熟人犯案，近4年更嚴重，熟人加害者超過9成。

展翅協會秘書長陳逸玲表示，「熟人犯案」是兒童性暴力這麼多的原因之一，因為這會讓孩子更不敢求助，或是增加其他人發現的困難度。

她點出，當孩子面對像老師這樣子有身分地位的人，會讓他們不敢說；或者如果對方跟家人關係好，會覺得說了也沒人信；甚至擔心說了，可能被質疑自己有沒有勾引對方；也有部分受害者會被加害者灌輸，「你被性侵，是因為你很獨特」的扭曲認知。

但講出來就能得到正義嗎？

2020年到2023年間，通報性侵有3萬8千多件，起訴的1萬9千多件，不起訴的9739件，起訴率約5成；當案件走進司法訴訟，有7千多件被定罪科刑，定罪率約8成8，相較於刑事犯罪的整體定罪率高達9成6，妨害性自主罪更難定罪。

陳逸玲坦言，「性侵害的案件蒐證的確是比較困難，因為不一定會找到外在環境的證據，到最後證據就只剩兩造雙方的說詞，所以有時候打官司的結果是不如預期的。」

追求司法正義有難度，還可能受到外界質疑，令被害人遭受二次傷害。「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認知，就是不譴責被害人，不去汙名化他們，我們不需要去爭執說誰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撇除定罪難度，陳逸玲認為更要討論如何降低兒少性暴力的發生率，根據2023年性侵未成年的數據，熟人犯案約17%是家人，3%為老師，對外，可留意老師的背景審查。「無論是學校老師，或是社團老師、教練，機構有沒有去查核他們的背景，像是他們過去有沒有一些傷害小孩的行為。」

陳逸玲說現在學校都會查核老師背景，但如果是社區家長們另外幫小孩報名才藝或體育課，所找來的老師就沒有進行查核。

此外，對身邊的熟人則可透過家庭教育，讓小孩子了解什麼是不適當的肢體接觸，也不要避諱和小孩討論性議題，並培養他們勇敢說不的能力。

「有一些大人覺得小孩子很可愛的時候就會說，『給叔叔阿姨抱一下好不好啊？』，有些小孩不想要的話，我們就要尊重他，這樣未來假設小孩可能受到一些傷害的時候，才敢跟他家人講。」陳逸玲指出社會必須營造出安全感讓受害者願意說出口，並且友善的對待他們，不要求他們成為一個完美的受害者。「我覺得我們目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