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議價、設立基金如何改善新聞「慘」業？

前新聞記者/主播李洛彤說：「我永遠沒辦法忘記，第一次聽到有公司開兩萬八給我，然後試用期還要再打8折，意思是說我在台北只能拿兩萬六的薪水，我當下第一個直覺是想，蛤，那我幹嘛當記者？」

3年前剛入行面試記者卻收到這樣的薪資條件，雖然李洛彤後來陸續待過多家電視台，還曾經站上主播台，但整體工作環境將他的熱忱消磨殆盡，最後還是選擇離開新聞業。

李洛彤說道，「你常常會壓縮到只有一兩個小時就要完成一篇新聞，我覺得那個品質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工作量與薪水不成正比，新聞人力流失，多所學校的新聞系學生以及產學界串聯發起「拒絕平台剝削、搶救新聞產業」連署，立法院藍綠白3黨也都提出了新聞議價相關草案。

數位平台超越傳統媒體成主要新聞來源

從翻報紙、看電視到滑手機，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統計，2024年台灣民眾最常獲得新聞的管道有49.25%是數位平台，超越傳統新聞媒體的42.55%。

公視新聞隨機訪問發現，許多民眾會直接用臉書關注新聞平台，或以YouTube觀看新聞直播，即使習慣收看電視新聞的民眾，手機也會跳出LINE或臉書的短新聞。

數位平台的興起，改變媒體生態。為了追逐流量，平台演算法推播更極端的新聞。有民眾認為，以前看新聞是覺得有很好的正確性，現在變成都要先去判斷這到底是真是假？也有民眾認為臉書常常出現新聞標題誤導的現象。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麗雲指出，演算法調整之後，又更強化極端內容的排序在比較前面，所以特定立場的媒體就會更往某一個方向走。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嚴文廷則表示，整個大環境的新聞收入變差，才會想要去讓新聞的節奏變快，搶快是為了流量，流量帶來的就是廣告。

根據統計，2012年台灣數位廣告總額為116億元、傳統媒體則有425億元，兩者在2017年呈現死亡交叉，2023年數位廣告總額已接近傳統媒體的3倍。傳統媒體收入來源是廣告，廣告收入減少，就造成記者薪資低、工作負擔重。

嚴文廷透露，一個大學新鮮人可能就3萬多，經過了十幾年還是這樣的薪資條件，成長的幅度是很慢的。

李洛彤感同身受說道，媒體就只能每一年賣著新的熱血青年們進來這行燃燒，然後看最後撐下幾個人。

新聞媒體沒錢，跟民眾有關嗎？

林麗雲認為，媒體拿業配或政府的廣告，就沒辦法監督政府或企業，沒辦法發揮民主政治中很重要的監督功能，廣告中有7成被兩大跨國平台拿走，但這些平台不用負擔任何的新聞成本，卻賺走了大部分的錢。

產學界認為，Google、Meta等跨國數位平台免費使用新聞內容吸引點閱，卻壟斷廣告收益。不只台灣遇到這個狀況，澳洲、加拿大、歐盟、印尼等地都立法因應。

立法院三黨提出6個版本的草案，強調「新聞有價」原則，參考澳洲、加拿大等國，分別透過強制議價付費以及設立基金等方式，讓數位平台向新聞媒體支付合理費用。

林麗雲介紹，澳洲基本上是市場機制，由新聞業者跟平台業者協商，若協商不成政府才介入。

澳洲議價模式優點在於較彈性快速，但缺點對中小型媒體談判空間較小，商業機制也不透明；基金模式則依一定比例分配，保障中小型媒體，不過，負責管理基金的委員會是否公正分配？也容易引發擔憂。

嚴文廷補充，讓基金形成一個大水庫之後，再利用大水庫的概念分享給第一線工作者或優質的新聞內容，那用怎麼樣的鼓勵方式或什麼樣的指標？我覺得可以設立一個專職的委員會去討論這件事情。

林麗雲表示，「我們以及很多的學者會支持雙軌並行制（議價＋基金），雙軌制的好處是我們本來在新聞生態就應該多元。」

在台灣的草案中，有些也規定媒體獲得分潤後，應提撥一定比例改善勞動條件，拿到了錢真的能讓新聞環境變好嗎？

李洛彤質疑，或許電視台賺了更多錢，也就只是高層們收到更多錢而已，對於基層員工或許沒有太大的改變。

嚴文廷認為，這筆錢是要直接回饋給第一線工作者的薪資上，這樣才能改善勞動條件、鼓勵優質的內容出現，而不是我錢給媒體的老闆。

雖然澳洲、加拿大透過法案要求平台分潤，但也曾一度造成新聞內容被臉書封鎖。擔心台灣發生類似情況，朝野立委至今對法案還沒有共識。

數發部數產署通訊傳播組長施偉仁表示，優質的媒體如果從數位平台下架或是消失不見的話，對文化或是民眾知的權利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擔心法案窒礙難行，數發部計劃改推「媒體共同分潤平台」，初步規劃點入新聞連結會跳出訂閱選項，民眾可以每個月付300元，點閱哪些媒體，就按比例分錢給對方。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工程師陳啟勳補充，第一步希望是先建立起這個付費的管道，然後也讓民眾意識到，我們在閱讀的新聞其實是應該要付錢給他們的。

不過民眾對這個方式反應兩極，公視新聞隨機訪問民眾，有人認為不會成功，畢竟沒有人想花錢訂閱看新聞，也有人持贊同想法，認為訂閱或是贊助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