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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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芳儀 影|許家嘉

大學生心理健康隱憂,不快樂的他們能被接住嗎?

4月中旬在Dcard社群上,一篇《台大殺死了我》的文章引起廣泛關注,雖然文章的真實性後來成為輿論焦點,但這名學生因為罹患憂鬱症而致影響課業的狀況,甚或是部分大學生的共同經驗。

依衛福部2021年10月份公佈之全民健保申報資料分析,2019 年國人因精神疾患就醫約280萬人,其中25歲以下占12.5%;在同一年度的國人死因數據中,「自殺」是15到24歲青壯年族群死亡原因第2名,青年族群的心理健康狀況存在隱憂。

大學校園裡深受情緒困擾的學生不在少數,尋求校內諮商資源的學生也逐年增長,但是在與內心關卡抗衡的同時,許多人最終不得不中斷學習、離開校園,甚至再也回不到原先的生活軌道上。是什麼樣的原因,困住了這些本該充滿活力、開朗生活的青年,現階段的制度又能否牢牢接住每一位失落的人?

近年來大學校園中,深受情緒困擾的學生不在少數,大學生心理健康成為無法迴避的議題。(攝影/許家嘉)
近年來大學校園中,深受情緒困擾的學生不在少數,大學生心理健康成為無法迴避的議題。(攝影/許家嘉)

小魚的故事:與憂鬱症共處6年 求學之路兩度按下暫停鍵

「上大學之後,你可能會變得沒有歸屬感,過得不開心。」小魚今年就讀大二,卻比班上其他同學大了兩歲,她因為憂鬱症,在求學歷程中兩度按下暫停鍵,現在她努力維持在軌道上前進,希望完成學業、拿到文憑。

「一開始是發現自己變得很笨,後來才知道是生病了。」

小魚的憂鬱症病史長達6年,初次發病在高一要升上高二的暑假,當年她無論在課內外活動的表現都相當亮眼,不僅擔任校內英語話劇的編劇,也參與國際科展在半年內完成3萬字的論文,語言上更考過法文中高級和西班牙文初級的檢定,其餘時間還參與了樂團擔任低音大提琴手——上述的事項都是小魚在一年內所達成的,這還不包括原本課業的兼顧。

「那時候很病態,一個月睡不到100個小時,覺得休息是浪費時間。」小魚結束了幾乎沒有空檔的高一生活後,突然發現自己的狀態「不太對」,開始難以專注、記憶力下降,花了一整天卻發現一個單字也背不起來,尋求醫療幫助後才被確診罹患憂鬱症。

「那時候醫生說,吃藥只要6週就會好,但現在已經6年了。」而後小魚申請休學半年,並從私立高中轉往其他學校就讀。

小魚罹患憂鬱症已6年,因為病情讓她在求學歷程中兩度暫停。(攝影/許家嘉)
小魚罹患憂鬱症已6年,因為病情讓她在求學歷程中兩度暫停。(攝影/許家嘉)

回顧自己的病史,小魚坦言,罹患憂鬱症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課業壓力。上大學後,小魚發現就讀的科系不符興趣,人際關係上也感到缺乏歸屬感,「當你被放到不適合的位置上,你可能跟班上同學要去交流,也沒有那麼大的意願。」在學業與精神疾病的雙重壓力下,小魚再度選擇休學,一方面是休養,一方面也準備走上重考的路。

「我也不知道病好了的定義是什麼,好像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狀態。」小魚形容,自己生病前後像是「兩個世界」,「以前很多想追求的目標,現在覺得過好生活就很難了。」現在的她正學著與疾病共處,除了定期回診吃藥,課業上也盡量不缺席考試,希望把學業順利完成。

「很常會在狀況很糟的時候覺得,這世界上真的容不下自己。」6年來病情起起伏伏,狀況不好時小魚會失去活力、對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勁,她坦言很多人其實不太能理解憂鬱症患者,會認為他們只是「心情不好」、「懶惰」,因此也期許自己和他人都能更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感受,「讓他們知道有人理解你,其實你不孤單」。

大學生情緒困擾 生涯規劃、原生家庭與人際關係都是原因

事實上小魚的故事並非個案,P#新聞實驗室在3月份以匿名表單訪問10位大學生,他們都有確診身心疾病,求學之路也不盡然順遂,大部分都有休學、重考或轉學的經驗。其中有6位同學表示,自己罹患憂鬱症的原因主要來自課業壓力,或者上大學後感覺選系與志趣不符,導致焦慮與抑鬱的情緒接踵而來;其餘同學則提及,發病的原因來自於過去的人際關係或原生家庭,但最後都因病情而不得不中斷學習。

「很多人是因為生涯的探索,可能對於就讀科系或人生目標的追求有一些煩惱;再者,父母親友的期待也是困擾他們的原因之一。」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葉在庭指出,近幾年越來越多大學生帶著不同的煩惱敲門求助,前來諮商的學生主要以生涯探索為主,再者是人際關係和家庭議題。

「他們現在是18歲到20歲之間,是處在定位我是誰、未來要做什麼的階段。」葉在庭分析,學生在大學之後面對獨自生活,也開始去認識或釐清「自己是誰」,過程中可能會對生涯規劃有所思考,同時透過審視與家人或同儕的關係,來進一步探索自己的人格。

部分面臨到課業不適應或與志趣不符的學生,會考慮休學、重考的選項,但往往擔心「晚別人一年」或浪費時間,「很多同學在大一或大二的時候會開始思考要轉系或轉學,我覺得是好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反而才是最重要的。」葉在庭認為,每個人的步調時序都不同,不必強迫自己要跟他人步伐一致,但是思考生涯課題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只是有人很早就開始,也有些人在大學畢業之際、甚至出社會多年後才意識到問題。

越來越多學生願意走進學校輔導中心尋求諮商協助,釐清生涯規劃、人際相處等各種煩惱。(攝影/許家嘉)
越來越多學生願意走進學校輔導中心尋求諮商協助,釐清生涯規劃、人際相處等各種煩惱。(攝影/許家嘉)

諮商人數歷年增長 學生心理健康支援系統是否足夠?

走進高雄醫學大學的學生輔導中心,環境佈置得明亮溫馨,還擺放舒適的沙發供同學休憩。採訪這天向學輔中心商借其中一間諮商室作為訪談地點,這讓校方費了些心力,因為學生的諮商時段排得滿滿,即便現在實施遠距教學,諮商服務仍然不中斷,實在難有閒置空間。

「這幾年我們一開學,諮商時段就被學生訂光了,我們的空間都已經快沒辦法容納這樣子的量了。」高醫大專任心理師胡智淵形容,學生諮商時段常常一開放登記就被「秒殺」,在全台各大專院校幾乎都是同樣的狀況。

匿名表單訪問的答案也反映相近的現實情境: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了學校諮商要排隊久候的問題,然而不同學校情況不同,若學生在期中考後的高峰時段預約,可能就需要等待較久的時間,學生們短則等候一週,最長則有等到快一個學期,到了期末才能排到諮商。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輔導中心。(攝影/許家嘉)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輔導中心。(攝影/許家嘉)

各大學尋求諮商的人次有逐年增長的趨勢,這讓各校學輔中心的負擔越來越重。以台灣大學為例,根據校方公開統計資料,該校諮商人次從2019年開始突破萬人,校內聘有專業輔導人力62名,包括專任與兼任的心理師、社工師與醫師,以支應學生的大量需求。

根據《學生輔導法》規定,大專校院每1200名學生要配一名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輔導人員,然而隨著學生諮商需求的增長,校園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統恐怕不只是「達標」就足以應付。

「我們這邊有專任、兼任都有,兼任時數有足夠的話,可以換算成一個專任人力,這沒有不好,反而是相對彈性的作法。」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葉在庭指出,有些學校基於人事成本考量,可能不一定全部聘用專任心理師,其次兼任人員在排班調整上也會較有彈性,但一定都會符合規定。

*註:依照教育部規定,兼任專業輔導人員的服務時數一年累計達576小時,就可等同於一名專任人員的名額。


學校心理師不只做諮商 外務多往往「分身乏術」

其實多數學校基本上都有符合教育部「1:1200」的專業輔導人員配置,然而近年來呼籲調整專業輔導人員法定比例的聲音越來越多,原先訂定的標準恐怕已不符現狀,而專業輔導人員之所以「供不應求」,除了學生主動求援的頻率增加,也包括額外的行政工作負擔。

以高雄醫學大學為例,全校學生人數約有6500位,依法須聘請5位心理師,學校考量到醫學系學生需求增聘到6位,兼任心理師另有3到5位。不過高醫在110學年度的諮商數有超過2400人次,高峰時期一位心理師一週案量可能高達10到15位,這還不包括後續的追蹤業務和其他行政事務。

「學校心理師的工作不只有個案諮商與管理,還包括舉辦心理健康相關的活動,或是一些行政事項。」高醫大專任心理師胡智淵直言,這些工作都是學生心理輔導工作的一環,但確實會壓縮到進行諮商的量能,心理師或許會想要加開時段來服務更多學生,但無奈各個都「分身乏術」。

至於如何改善現況?胡智淵認為,若能進一步分工,增聘其他人員處理活動與行政庶務,讓心理師專注在輔導諮商工作,或許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高雄醫學大學專任心理師胡智淵。(攝影/許家嘉)
高雄醫學大學專任心理師胡智淵。(攝影/許家嘉)

除了專輔人員業務負擔大,部分學校心理師流動率也相對高,這樣的現象讓仰賴與個案長期配合的諮商服務大打折扣。高雄醫學大學學輔中心主任彭武德表示,高醫目前6位心理師都是專任,比較沒有人員不穩定的問題,「但我知道有些學校心理師的流動率還滿高的,留不住的話,服務量能就上不來,品質也比較不好管控。」

彭武德表示,就現實條件而言,學校心理師的薪資最低有落在3萬7千元上下,條件比在校外擔任行動心理師還要差;加上各校對心理師的重視程度不一,有些心理師還必須負擔大量行政核銷工作,無法專心在諮商服務上,這些都可能是心理師「留不住」的原因。

高雄醫學大學學輔中心主任彭武德。(攝影/許家嘉)
高雄醫學大學學輔中心主任彭武德。(攝影/許家嘉)

《三級輔導》層層防護 仍可能「接不住」個案

近年一再發生年輕學子輕生事件,當前制度築起的心理健康安全網,是否能夠做到不漏接?目前各校以《三級輔導》機制做為方針,以學生情況的「緩急程度」作區分,進行不同程度的輔導關懷。

「通常第一級會希望服務到百分之80的學生,就是讓大部分人都能安心上學讀書,透過辦理活動、講座來輔助;第二級大概是百分之15,這部分輔導室會開始去介入;最後真的到三級的部分,必要情況下會請專業的醫療資源協助。」彭武德表示,透過分層負責,就是希望將資源做到最佳運用,照顧到每一位有需求的學生。

多年前彭武德剛上任學輔中心主任第10天,就遇到學生自殺離世,而當時這位學生已由輔導中心協助關懷了5年。「輔導不是萬能,但就是盡量做到萬能。」他坦言,輔導工作不排除會有「接不住」的失敗案例,但在現有資源下能做到的部分,一定會全力協助,「尤其是高風險個案,一定要做到主動關懷,大部分學校也會定期開會,追蹤高風險名單上同學的狀況。」

隨著學生自傷事件一再重演,喚起社會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視,但現階段資源是否足夠應付逐年增長的需求?制度上建立起的安全網,又能否支撐住每位陷於情緒困擾的學生?這些問題在當下看來,依舊是尚有討論空間且無法迴避的議題,只期日後經過補強完善,能夠牢牢接起每一位失落的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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