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流亡導演應亮執導,台灣公共電視參與合製的電影《自由行》(A Family Tour),在巡迴世界53國影展後,在6月6日回到拍攝地台灣,於公視頻道首播。


在《自由行》的故事中,中國導演楊樞在五年前拍攝了電影《孤僻者的母親》,因其中涉及敏感社會議題而遭中國政府關切,此後便滯留香港,無法歸鄉。為了與住在四川的母親見面,楊樞帶著香港丈夫與兒子,藉參加電影節的機會,與母親相約在第三地 ── 台灣碰面,在種種「不自由」的限制之下,實現了這次短暫的團圓。


電影描述中國導演流亡和難以歸鄉的處境,除了是導演應亮的半自傳式作品,也反映出許多流亡者在成為異鄉人之後,「回不去了」的處境。同時,電影也替當時中港台三地的背景時空,留下了珍貴的紀錄。

電影《自由行》描述中國導演流亡和難以歸鄉的處境。 (圖/公視節目部提供)
電影《自由行》描述中國導演流亡和難以歸鄉的處境。 (圖/公視節目部提供)

中國導演應亮流亡香港已將近十年。2012年,應亮以中國青年楊佳襲警的爭議案件作為題材,拍攝長片《我還有話要說》。該影片隨後遭到中國政府封殺,當時應亮正好在香港演藝學院擔任駐校藝術家,這樣的變故導致他不能返鄉,從此在香港居留。


香港作家陳慧,是《自由行》的共同編劇之一。她的經典小說作品《拾香紀》於1998年出版,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她拾筆寫下港人對這座城市的記憶。陳慧在2018年來台,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電影系任教至今。


應亮與陳慧兩人的足跡在香港重疊,如今各自在異鄉生活,見證了中港台三地這些年來的變化,對於自由的理解、異鄉人的身分,他們各自有所表述。

香港作家陳慧,是《自由行》的共同編劇之一。 (攝/許家嘉)
香港作家陳慧,是《自由行》的共同編劇之一。 (攝/許家嘉)

無論身在何處 都是一個異鄉人

對陳慧而言,當年即便她人還在香港,她早已成了異鄉人。見證了香港從1997年回歸,2003年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以及後來2014年的雨傘革命,這座城市的面貌,陳慧已經認不得。


「有什麼事情比這更難過,就是你在家裡,然後你覺得你是異鄉人。


2018年陳慧來台灣任教時,當時的香港社會還算平靜,卻存在著許多民生及社會問題。看著年輕人賣命工作、背一輩子的房貸,只為換得一個小小的居住空間,陳慧不禁感嘆,在這樣相對自由環境下,她卻看見許多不自由的命運。


因此,陳慧當年選擇來台教書,「自由」反而不是她出走的理由,換取一個更加開闊的生活空間才是。

電影的偉大 是替我們將每個時空留下

後來的香港經歷了反送中運動,原本物理空間已十分壅擠的城市,自由的空間又更加限縮。現在的陳慧暫時選擇不回港,而她也透漏,弟弟已準備舉家移民到英國,真實世界的發展,和《自由行》虛構故事巧合般地越來越接近。

自由行劇照。 (圖/公視節目部提供)
自由行劇照。 (圖/公視節目部提供)

「這是我在寫自由行的時候,怎麼樣都想像不來的一個狀態。」陳慧直言,如今回頭看《自由行》的故事,實在寫得太溫火,現在的世界和當初拍電影的時空已全然不同,於是當同樣的情節真實發生時,感受是如此地真切。


「這也是我說電影偉大,是它把每一個時空留下,因為歷史不會紀錄這樣小的一些人,但是電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參照。這一種經歷,在今天我們想要,都可能不能了。」

中港台情勢變化快速 電影裡時空已不存在

電影《自由行》於2018年完成拍攝,時隔多年才回到拍攝地台灣放映。而導演應亮也不諱言,現在回望這部電影,已經感到有些陌生。

中國流亡香港導演應亮。 (圖/公視節目部提供)
中國流亡香港導演應亮。 (圖/公視節目部提供)

「我都已經不太認識電影裡的世界了,因為電影裡三地的關係是那樣,然後台灣處在一個緩衝地帶,那香港在一個不明朗的環境中。


導演應亮自2012年便居留在香港,至今除了持續進行電影創作,更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談起自己異鄉人的身分,應亮坦言,自己過去在中國,便一直處在游移、流亡的狀態之中,「回去回不去的狀態,我是沒有選擇的」。


他形容,回得去中國的那段時間,就好像「前世」一樣,會暗示自己現在是「今生」,「最近的十年都一晃的感覺就過了,我好像以另外一個人的身分在活著。」對於未來,應亮不做多餘的想像,至於過去,他也很少回過頭去想。

被動地流亡 以創作闡明心志

應亮離開中國的流亡是被動的,倒也不是主動地,為了追求自由而離去。但是在創作上,他很早就透過作品來表達自由的概念,也藉此來尋找同類。他認為,這是他創作上比較隱晦的目的,也是讓自己在壓抑的環境下,能夠活得舒服一點的方式。  


居留香港近十年,應亮見證了2014年的雨傘革命,與2019年的反送中抗爭。看見自由在一地的消逝,即便應亮都將自己定位為非本地人,對於這座城市仍有陌生感的他,在這幾年的迅速變化中,也同樣為此感到痛心。

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導演與友人上街抗議。 (圖/應亮提供)
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導演與友人上街抗議。 (圖/應亮提供)

不過,即便香港局勢持續動盪,應亮在自己學生的身上觀察到,香港青年對於自由權益的立場和態度,始終沒有因環境及社會氛圍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他也為此感到欣慰。   


「自由說到底是一群人,一群舒展的人,只要這些人的種子會繼續散播,那就不是外在多麼急速的惡劣改變,就能短時間被調整掉的。」    


面對跟以往情勢不同的香港,應亮的內心並沒有太多變化,他依然持續地透過電影創作,去抒發內心的想法,替生命的歷程留下紀錄。   


《自由行》這部電影,除了是應亮導演生命經驗的投射,他也說,其實這一代人,很多也都在經歷心靈與身體的流亡。《自由行》過去沒有機會在公共媒體上播出,應亮也好奇,台灣觀眾是否可以從中看出一些對自己的投射,期待播映之後能獲得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