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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許家嘉 攝/CatchPlay提供 文|林建勳

專訪《無聲》導演柯貞年》放下「復仇女神」 聽聾人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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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先講
電影《無聲》取材於2011年爆發的「台南啟聰學校連環性侵案」,該片入圍第57屆金馬最佳新導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原著劇本等八個獎項。導演柯貞年善於刻畫人性,她的作品也常談到校園霸凌,不過這次創作《無聲》,柯貞年拋棄憤青視角,想做一部沒有「大魔王」的電影。

《無聲》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男配角、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等八個獎項,上映一個月票房累積破新台幣4000萬元,業界甚至有「去年有《返校》,今年有《無聲》。」的說法。


沒有擊敗大魔王的結局

《無聲》是柯貞年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故事原型取材於2011年的「台南啟聰學校連環性侵案」,導演柯貞年花了三個月在北中南進行田野調查,訪談對象從聾啞學生、親人到聾人協會、媒體工作者,為了避免二度傷害當年的受害者,基於事實加以修改。


「有人可能看了無聲,覺得劇情太戲劇化,但很多事實更驚悚、更殘忍的,我們寫劇本的時候,已經盡量修改到不要這麼真實。」

訪問當天還在電影宣傳期,柯貞年原先排空一天,想沉浸在寫新劇本的世界,不過還是硬擠出一小時和記者聊聊《無聲》的創作過程。


柯貞年回想創作《無聲》契機,她原先埋首於田野調查成果,希望寫一齣劇本挑戰社會對性犯罪的沉默、甚至反過來檢討受害者等陋習,「性犯罪是種滿奇妙的罪行,不像殺人放火可以大聲斥責罪犯,受害的人反而不敢為自己發聲,我特別想Fight這件事。」


不過她在創作過程卻一直卡關,筆下主角都像復仇女神,想對加害人和社會討公道,從語氣中不難發現柯貞年的自我懷疑。她拿著「卡關」很久的劇本請朋友看,朋友一句:「觀眾看了會有共鳴嗎?」才點醒柯貞年——憤怒只是創作者的發洩,卻不是世界真相。剛好遇到公視邀請合作,柯貞年決定從南聰事件出發,創作一部「無英雄電影」。柯貞年希望用《無聲》描述受害者默默承受卻不敢發聲的困境,劇本沒有「打魔王」劇情,每個人都好像壞人,但每個人同時也都是可憐人。


為什麼是南聰事件?柯貞年坦言,她在閱讀資料時早就注意到南聰案,跟公視合作社會議題電影,或許可以不用為了顧及市場,加入很多商業元素,真實地還原故事。

《無聲》取材於2011年爆發的「台南啟聰學校連環性侵案」,講述學生看似遊戲,實則涉及性犯罪的故事。

憶童年被霸凌過往 柯貞年:旁觀者讓人更不舒服

從早期獲南方影展新人獎的《無名馬》(2011)、《天黑請閉眼》(2016)到《無聲》(2020),每部作品裡都碰觸到校園霸凌的議題,也有人說柯貞年善於刻畫人性,然而創作者這些出神入化的描述與觀察,其實和她的童年經驗有關。

天黑請閉眼劇照
2016年播出的電視劇「天黑請閉眼」當中也有校園霸凌的元素。(取自天黑請閉眼臉書粉專)

柯貞年求學時曾遭霸凌,被班上「大魔王」率眾欺負,其他同學不是在旁看好戲,就是選擇冷眼旁觀。她回憶起這段過往:「總覺得在旁笑喊『唉喲,你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你們這樣子很討人厭』更讓我覺得偽善、不舒服。」


或許是從小被霸凌的記憶太過深刻,柯貞年談起這段過往仍有點憤恨難平,不過柯貞年認為,真正一以貫之她作品的元素,不是霸凌,而是罪惡感。


「被欺負的同學一定不只一個,當我看待那些跟我一樣被欺負,或比我更慘的同學,我有一絲慶幸,還好我不是最慘的,有人更值得被欺負。然後同時我又燃起了罪惡感,覺得我怎麼這麼可惡,我覺得,那我這樣跟那些人有什麼不一樣?」


出社會後,柯貞年發現霸凌並沒有消失,它存在社會每個角落,弱勢者被欺負無法發聲,卻又怕招惹麻煩,卻也對求助的訊號同樣沉默,「天啊,我好壞」的自責感,成為了柯貞年創作的重要元素。


即使我生命裡沒有 但希望多一點大軍老師

「可是我在寫劇本的時候,真的沒想到《無聲》又是一個校園霸凌,」柯貞年聽到記者提問不經意笑出來。回顧2011年《無名馬》到2020年的《無聲》,柯貞年作品的文本雖然持續以罪惡感為中心,但她的敘事手法,卻隨著創作經歷發生改變。創作《無聲》劇本時,柯貞年選擇不再當憤青,「我不想拍批判社會的片子,我站在他們(角色)的立場,把他們會說、或他們的想法呈現出來,」柯貞年希望將是非對錯交給觀眾自行判斷。


《無聲》從一位曾經待過聽人學校,但跟不上學習、總被嘲笑的聾人學生張誠(劉子銓飾)視角出發,一步步揭露啟聰學校連環性侵案黑幕,劉冠廷飾演的教師王大軍不只協助調查,還在男、女主角被迫離開學校時,挺身化解家長疑慮,堪稱《無聲》最熱血的角色。

王大軍老師
演員劉冠廷飾演的王大軍老師,堪稱《無聲》最熱血角色。

「大軍老師」是田調中出現的原型角色,還是導演內心投射?柯貞年坦言,田調時遇到很多老師都像王大軍一樣,想為學生努力,但面對龐大且複雜的體制,滿腔熱血仍無法撼動層層交錯的結構。


在柯貞年眼中,台灣社會太喜歡息事寧人,但她認為不是把霸凌者抓出來問題就解決,「問題不只是找到壞人,對受害者而言,更需要的是陪伴、輔導。


劉冠廷曾問導演,為什麼大軍老師不多做一點事?觀眾映後也常問,為什麼大軍老師這麼熱血,卻又這麼無能?柯貞年也很無奈,她在田調時知道的很多教學現場,老師就是如此無能為力,「甚至我田調的時候,這種事(校園性侵)還是持續發生,不只啟聰學校、一般學校像棒球隊都有。」但柯貞年還是想用樂觀的一面去想,如果有更多大軍老師,或許能改變束手無策的窘境。


柯貞年當初被霸凌的時候,生命中有沒有「大軍老師」為她喉舌?柯貞年一瞬間露出落寞的神情,「我的生命中沒有出現大軍老師,但我想要變成大軍老師那樣的人。」柯貞年感嘆道。


何仙姑入戲 陪伴受害者魔幻又堅定的力量

「有一個女孩子長期被欺負,後來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她心中衍生另一個人格,我那時候覺得好驚悚、好心疼,可是你又發現這些孩子會努力幫自己找出口,讓他們撐下去面對痛苦。」柯貞年滿臉不捨地說著自己田調的見聞。

何仙姑出場
民間信仰八仙何仙姑在電影出現,不僅是女主角貝貝的精神寄託,更象徵希望。

八仙何仙姑出場的橋段,或許讓許多觀眾感到困惑。導演自陳這也是她的自我投射,對一部分觀眾而言,神明之說或許是怪力亂神,但對從小家中拿香拜拜的柯貞年而言,神明卻象徵一股支撐的力量,讓她覺得有人陪伴與保護。這種情緒被寫進劇本裡,何仙姑兩度現身,也象徵男、女主角急切想要找到出口與救贖的心情。


談未來拍片計畫 電影可以肩負社會責任

「透過影像力量,激勵觀眾或改變一些社會現象,我覺得很熱血。」柯貞年談到,看完取材真實事件改編的國外電影或影集,讓她走出戲院後想要搜尋相關新聞。她認為電影不僅是娛樂,還可以肩負社會責任,「還是喜歡拍跟人性有關的故事,總覺得有很多可以說。」


雖然《無聲》票房亮眼,柯貞年從不覺得自己厥功甚偉,映後座談曾有聾人協會、社工人員或特教學校教師大受感動,但柯貞年總說「比起我拍這部電影,我覺得第一線人員衝鋒陷陣更偉大。」


柯貞年也不諱言,從真實事件改編的劇本容易有爭議,「我覺得要更小心翼翼,然後更更周全地規劃,」對她而言,觀眾看完電影後的感動,與充滿感謝的眼神,都讓她在創作的路上充滿信心。


攝影機停止拍攝後,記者問起導演未來拍片計畫,以及正在創作的劇本,柯貞年一改拍攝時拘謹形象,大喊「我真的好喜歡拍攝真實事件喔!」哪怕對社會只有一點點正向影響,都讓柯貞年覺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