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男配角、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等八個獎項，上映一個月票房累積破新台幣4000萬元，業界甚至有「去年有《返校》，今年有《無聲》。」的說法。
沒有擊敗大魔王的結局
《無聲》是柯貞年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故事原型取材於2011年的「台南啟聰學校連環性侵案」，導演柯貞年花了三個月在北中南進行田野調查，訪談對象從聾啞學生、親人到聾人協會、媒體工作者，為了避免二度傷害當年的受害者，基於事實加以修改。
「有人可能看了無聲，覺得劇情太戲劇化，但很多事實更驚悚、更殘忍的，我們寫劇本的時候，已經盡量修改到不要這麼真實。」
訪問當天還在電影宣傳期，柯貞年原先排空一天，想沉浸在寫新劇本的世界，不過還是硬擠出一小時和記者聊聊《無聲》的創作過程。
柯貞年回想創作《無聲》契機，她原先埋首於田野調查成果，希望寫一齣劇本挑戰社會對性犯罪的沉默、甚至反過來檢討受害者等陋習，「性犯罪是種滿奇妙的罪行，不像殺人放火可以大聲斥責罪犯，受害的人反而不敢為自己發聲，我特別想Fight這件事。」
不過她在創作過程卻一直卡關，筆下主角都像復仇女神，想對加害人和社會討公道，從語氣中不難發現柯貞年的自我懷疑。她拿著「卡關」很久的劇本請朋友看，朋友一句：「觀眾看了會有共鳴嗎？」才點醒柯貞年——憤怒只是創作者的發洩，卻不是世界真相。剛好遇到公視邀請合作，柯貞年決定從南聰事件出發，創作一部「無英雄電影」。柯貞年希望用《無聲》描述受害者默默承受卻不敢發聲的困境，劇本沒有「打魔王」劇情，每個人都好像壞人，但每個人同時也都是可憐人。
為什麼是南聰事件？柯貞年坦言，她在閱讀資料時早就注意到南聰案，跟公視合作社會議題電影，或許可以不用為了顧及市場，加入很多商業元素，真實地還原故事。
憶童年被霸凌過往 柯貞年：旁觀者讓人更不舒服
從早期獲南方影展新人獎的《無名馬》（2011）、《天黑請閉眼》（2016）到《無聲》（2020），每部作品裡都碰觸到校園霸凌的議題，也有人說柯貞年善於刻畫人性，然而創作者這些出神入化的描述與觀察，其實和她的童年經驗有關。
柯貞年求學時曾遭霸凌，被班上「大魔王」率眾欺負，其他同學不是在旁看好戲，就是選擇冷眼旁觀。她回憶起這段過往：「總覺得在旁笑喊『唉喲，你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你們這樣子很討人厭』更讓我覺得偽善、不舒服。」
或許是從小被霸凌的記憶太過深刻，柯貞年談起這段過往仍有點憤恨難平，不過柯貞年認為，真正一以貫之她作品的元素，不是霸凌，而是罪惡感。
「被欺負的同學一定不只一個，當我看待那些跟我一樣被欺負，或比我更慘的同學，我有一絲慶幸，還好我不是最慘的，有人更值得被欺負。然後同時我又燃起了罪惡感，覺得我怎麼這麼可惡，我覺得，那我這樣跟那些人有什麼不一樣？」
出社會後，柯貞年發現霸凌並沒有消失，它存在社會每個角落，弱勢者被欺負無法發聲，卻又怕招惹麻煩，卻也對求助的訊號同樣沉默，「天啊，我好壞」的自責感，成為了柯貞年創作的重要元素。
即使我生命裡沒有 但希望多一點大軍老師
「可是我在寫劇本的時候，真的沒想到《無聲》又是一個校園霸凌，」柯貞年聽到記者提問不經意笑出來。回顧2011年《無名馬》到2020年的《無聲》，柯貞年作品的文本雖然持續以罪惡感為中心，但她的敘事手法，卻隨著創作經歷發生改變。創作《無聲》劇本時，柯貞年選擇不再當憤青，「我不想拍批判社會的片子，我站在他們（角色）的立場，把他們會說、或他們的想法呈現出來，」柯貞年希望將是非對錯交給觀眾自行判斷。
《無聲》從一位曾經待過聽人學校，但跟不上學習、總被嘲笑的聾人學生張誠（劉子銓飾）視角出發，一步步揭露啟聰學校連環性侵案黑幕，劉冠廷飾演的教師王大軍不只協助調查，還在男、女主角被迫離開學校時，挺身化解家長疑慮，堪稱《無聲》最熱血的角色。
「大軍老師」是田調中出現的原型角色，還是導演內心投射？柯貞年坦言，田調時遇到很多老師都像王大軍一樣，想為學生努力，但面對龐大且複雜的體制，滿腔熱血仍無法撼動層層交錯的結構。
在柯貞年眼中，台灣社會太喜歡息事寧人，但她認為不是把霸凌者抓出來問題就解決，「問題不只是找到壞人，對受害者而言，更需要的是陪伴、輔導。」
劉冠廷曾問導演，為什麼大軍老師不多做一點事？觀眾映後也常問，為什麼大軍老師這麼熱血，卻又這麼無能？柯貞年也很無奈，她在田調時知道的很多教學現場，老師就是如此無能為力，「甚至我田調的時候，這種事（校園性侵）還是持續發生，不只啟聰學校、一般學校像棒球隊都有。」但柯貞年還是想用樂觀的一面去想，如果有更多大軍老師，或許能改變束手無策的窘境。
柯貞年當初被霸凌的時候，生命中有沒有「大軍老師」為她喉舌？柯貞年一瞬間露出落寞的神情，「我的生命中沒有出現大軍老師，但我想要變成大軍老師那樣的人。」柯貞年感嘆道。
何仙姑入戲 陪伴受害者魔幻又堅定的力量
「有一個女孩子長期被欺負，後來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她心中衍生另一個人格，我那時候覺得好驚悚、好心疼，可是你又發現這些孩子會努力幫自己找出口，讓他們撐下去面對痛苦。」柯貞年滿臉不捨地說著自己田調的見聞。
八仙何仙姑出場的橋段，或許讓許多觀眾感到困惑。導演自陳這也是她的自我投射，對一部分觀眾而言，神明之說或許是怪力亂神，但對從小家中拿香拜拜的柯貞年而言，神明卻象徵一股支撐的力量，讓她覺得有人陪伴與保護。這種情緒被寫進劇本裡，何仙姑兩度現身，也象徵男、女主角急切想要找到出口與救贖的心情。
談未來拍片計畫 電影可以肩負社會責任
「透過影像力量，激勵觀眾或改變一些社會現象，我覺得很熱血。」柯貞年談到，看完取材真實事件改編的國外電影或影集，讓她走出戲院後想要搜尋相關新聞。她認為電影不僅是娛樂，還可以肩負社會責任，「還是喜歡拍跟人性有關的故事，總覺得有很多可以說。」
雖然《無聲》票房亮眼，柯貞年從不覺得自己厥功甚偉，映後座談曾有聾人協會、社工人員或特教學校教師大受感動，但柯貞年總說「比起我拍這部電影，我覺得第一線人員衝鋒陷陣更偉大。」
柯貞年也不諱言，從真實事件改編的劇本容易有爭議，「我覺得要更小心翼翼，然後更更周全地規劃，」對她而言，觀眾看完電影後的感動，與充滿感謝的眼神，都讓她在創作的路上充滿信心。
攝影機停止拍攝後，記者問起導演未來拍片計畫，以及正在創作的劇本，柯貞年一改拍攝時拘謹形象，大喊「我真的好喜歡拍攝真實事件喔！」哪怕對社會只有一點點正向影響，都讓柯貞年覺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