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等不到孩子的「天安門母親」

「5月22日到6月3日，我們接到的命令是『不要向群眾開槍，誰要向群眾開槍，會對歷史負責』，但6月3日下午，我們接到的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價，到天安門廣場集合』。」時任解放軍39軍中尉李曉明這樣回憶著。

當年，李曉明的部隊116師師長選擇消極抵抗上級命令，直到6月5日116師才進入天安門廣場，那時廣場上僅剩帳篷、彈孔、灘灘血跡和坦克車壓痕，不見任何屍體，宛如中國官方一直以來聲稱的：「1989年6月4日解放軍清場，沒有人死亡」。

但另一位六四事件的參與者，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的吳仁華，卻一一細數在天安門廣場已知的罹難者。中共當局堅稱「天安門廣場無人傷亡」，但根據吳仁華的研究，死傷最嚴重的地區，其實是在天安門廣場的外圍，一具一具的屍體，堆疊在一起，若用「血流漂杵」形容，似乎也不為過（照片恐引發不適，慎入）。

▲ 高約10公尺的民主女神像是六四學運的象徵，由20多位學生花4天時間趕製而成。

▲天安門廣場群眾與解放軍的關係，不是一直都處於緊張狀態，直到６月３日「清場行動」才開始變調。

▲６月３日下午解放軍接獲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到天安門廣場集合，解放軍越過學生設置的路障，進行驅趕作業。

▲坦克車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民眾也群起反抗，導致部分坦克車起火。

▲解放軍開始清場後，展開無差別攻擊，連外國記者都因此受傷。

▲解放軍和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對峙，群眾隨手撿起地上的石塊作為武器，朝解放軍丟去。

▲一輛裝甲運兵車因民眾的攻擊起火燃燒。

▲清場後停留在天安門廣場的部分軍力。

從數字看六四起因

故事要從1989年4月15日的北京說起，被譽為「中國改革派領袖」的胡耀邦逝世，引發學生悼念，各地紛紛出現小規模的學生聚會。慢慢地，在部分學生的一呼百應之下，上千人湧入天安門廣場，呼籲政府改革。

▲胡耀邦逝世後，引發學生弔念，高舉「自由」布條要求中央改革。

當時中國對社會新鮮人採「包分配」的制度，由中央統一配給工作，但許多大學畢業生無法順利分配到工作單位，有將近５千人需要第二次、第三次的再分配，「畢業即失業」的茫然與恐懼，佔據大學生的心理。

此外，台灣記者楊渡在《天安門紀事》一書，引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資料，在1986年到1987年間，中國大學生閱讀馬克思著作的比例僅占23.8％；不想讀、不感興趣、很反感占16.3％，逾半數人則是想讀但未讀，楊渡將這份報告，解讀為馬克思主義影響力的逐步衰退。且當時的大學生，對共產黨貪汙腐化的現象相當悲觀，89.4％不相信短時間內黨風能好轉。

對政府失望、對未來徬徨、對改革期盼，種種因素讓上百萬人齊聚天安門廣場，希望中共當局聽到人民的聲音。但黨中央與學生幾次交涉未果，學運人士內部意見分歧，終於讓中共鐵了心，要拿回天安門廣場的統治權。

揚名國際的「坦克人」

▲以肉身阻擋坦克的「坦克人」，成為六四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照片。

中共對學生運動的不耐煩，最早可以從1989年4月26日的一篇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看出端倪，社論中將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定調為「推翻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

當各地軍隊前往天安門廣場駐紮時，誰都沒有想到，「不准對人民開槍」的命令，會一夕驟變，大量的坦克車與解放軍衝入天安門廣場，連李曉明也用「屠殺」來形容當天發生的事件。

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一個人擋在坦克車前面的照片，網路上稱他「坦克人」，他用肉身阻擋坦克前進，但這位「坦克人」現在是生、是死，沒有人給得出答案。

六四之後

除了王丹、吾爾開希等知名的學運領袖，隨著六四最常被提到的名字，就是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他因為六四事件遭當局關押20個月。若細細讀起他寫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不難看出他對當時的學運有諸多不滿，有時也覺得學生的訴求太過幼稚、空洞，但他卻憑著一腔熱血，放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毅然決然地回國參與這項學運。

一生致力於中國改革的劉曉波，因為起草《零八憲章》鋃鐺入獄，餘生都在獄中度過。31年過去了，「六四」依然是中國防火牆內不能說的禁語，即使台港兩地每年都會舉起燭光，哀悼那群天安門廣場上的亡靈，但中國對於自由、民主、改革等「雜音」的箝制，卻是有多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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