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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李宜芳、AP、123RF 文|李宜芳

伊藤詩織與她對抗的日本女權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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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先講
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2015年,遭東京電視台前華府支局長山口敬之酒醉後性侵。東京地院於今年12/18判伊藤詩織勝訴,被告必須要支付330萬日圓。這種勇敢公開性侵遭遇的作法,在保守的日本社會非常罕見,她也被視為是日本「#Me Too運動」的代表性人物。然而,日本人對她這樣「前衛」的行為又做何感想呢?


4年來,伊藤曾通過召開記者會、出書等方式,將自己的傷口暴露在陽光下,為的就是讓大眾知道真相,也是對日本社會對性侵議題的沉默,提出沉重的抗議。勝訴的新聞一出,許多日本網友也在臉書、5ch網路論壇與Twiiter上熱烈討論,但評論卻相當兩極。雖有不少人稱讚她讓日本邁向更平等的社會,但許多針對伊藤詩織個人的詆毀言論也不在少數,而且開罵的不只是男性,許多女性也對她惡言相向。

「賣春成功。」

「法院=美人計團?」

「為了全世界上的男人,我真的希望法官不要創下這個先例,這女人先邀請後又翻臉不認帳,當男人是傻子嗎?」

「她根本是在扯女人的後腿,對這種放縱自己跨下的女人,身為女人的我都感到不齒。」



這就是在性暴力案件中,常見的「檢討受害人」文化,尤其當受害者為女性時,這些言論幾乎一面倒地指責女性「不檢點」。為什麼在亞洲數一數二發達的日本,在面對性暴力案件時對女性還是如此不友善呢?


根深柢固的男尊女卑

世界經濟論壇(WEF)12/17日發布了一份《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依據性別平等程度對國家進行排名,而日本在153個國家當中,排名第121位,掉至歷年來的最低紀錄。

圖說:日本職場上長期存在男尊女卑現象,大部分的女性選擇在30歲左右結婚,轉型成全職家庭主婦。 (圖/123RF)


在偏保守的日本社會裡,對女性依舊有一套標準化的期望:溫柔賢淑、勤儉持家、害羞矜持,甚至被認為在職場上的成就不應該勝過男人,這些都是日本人嘴上不說,但不著痕跡地體現在生活中的事。例如學校中的學生會會長,幾乎清一色是由男同學擔任,女同學大多只當副會長;又如日本國會裡女性議員只佔10%,企業當中擔任管理職的女性也僅有14.8%。


日本的新聞從業人員也大多是男性,由於記者需要幹練精明的特質,伊藤詩織這位女記者本身就和傳統的女性角色有所衝突。此外,這起事件是一個女性對抗職場上的前輩男性的故事,等於同時挑戰性別以及權勢兩種主流價值,對日本社會投下一枚震撼彈。


父權致職場性騷擾成常態

性別不平等的觀念更直接體現在職場的性騷擾行為上。日本大眾傳媒文化情報勞組會議在今年6月發表了一個網路民調結果,主題為「職場性騷擾受害情形與採取對策」,結果顯示有約7成的受試者有被性騷擾的經驗,或是曾聽說過身邊發生性騷擾事件,顯示出性騷擾常態性地在職場中出現,而且受害者有92%是女性。


根據調查,這些性騷擾當中以言語騷擾比例最大,佔48%;而非必要的肢體接觸如親吻、強抱、雙肩按摩、摸胸等等,佔43.5%;在酒醉狀態被強迫性交與強迫性交則佔近4%。

即使有這麼多讓人不舒服的事情發生,大多數的人並不會進行申訴或尋求諮詢,他們擔心自己說的話不被相信,如果因此和職場上的同事有了嫌隙,不僅會成為非議對象,還可能被扣除獎金。也有多人在問卷回答「就算舉報了案件也會被擱置」、「過於頻繁的騷擾讓人感到無力」,足以顯示在整個社會氛圍的影響下,女性對自己的感受以及身體自主權,採取了相對消極的態度。

公視新聞網 】|電車性騷擾多日本警方開發APP嚇阻 


繼續在事後「譴責受害人」

除了被侵犯的當下,旁人的言語往往也會成為被害者痛苦來源,尤其在性暴力案件中,旁觀者總是能找到千千萬萬種理由去譴責被害者,最常見的就是怪被害人沒有好好保護自己,或是懷疑他行為不檢。


伊藤詩織遇害後也不例外,在她召開記者會說明整起事件後,馬上就有網友酸她「被強姦的人怎麼可能還笑得出來」,還有人因為她的領口扣子沒有全扣,批評她是「蕩婦」;而當時伊藤靠一己之力不斷蒐證、以Email和山口進行攻防戰的過程公開後,也被很多人指責「心機重」、「這根本就是她自己設好的局」。


此外,人們經常習慣性地將被害者套入「典型的受害人」框架下去檢視。伊藤在她的著作《黑箱》中就提到一位警官對她說過的話:「妳不哭慘一點或生氣一點是傳達不出去的,既然是被害者就要有被害者的樣子。」就連她的父親在得知她的狀況時,都曾以不滿的態度對她說「妳為什麼不再憤怒一點?」


【PNN新聞議題中心】#MeToo下一步:看見性侵黑數、也看見黑暗中待援的無辜者

面臨330萬日圓的民事賠償,山口敬之(中)表示完全無法接受判決,將上訴到底。(圖/AP)



難以統計的性暴力黑數 

國際統計資訊網站 NationMaste 統計了2019年性侵案發生率最高的國家,瑞典排在全球第5名,每10萬人當中有63人曾遭受性侵。反之而一般大眾公認治安極差的印度,竟然排在93名,每10萬人當中僅1.8人受害,比新加坡、美國、荷蘭都要低,而日本則排名在第102名。


是什麼造成了這樣認知差距?關鍵就在於強姦案本身容易被吃案的特性,由於大多數的案件屬於熟人犯案,首先就會讓被害者掙扎是否要報案。再者,強姦案的蒐證比一般案件困難,因為被害者在事發後往往無法冷靜,更不知道該循何管道求助,常常就這樣拖過了蒐證的黃金期。


獨立特派員|朵朵的性侵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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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女性警察的雇用比例也會影響女性是否願意報案。瑞典的社會提供受害者容易報案、驗傷、蒐證的環境與服務,女警的比率也佔3成以上,這讓瑞典的受害者較勇於報案,自然在統計時就較能呈現真實的數字。反觀印度和日本,看起來相對安全的數據,很有可能只是有攤在陽光下的冰山一角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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